克里斯滕森：资本充斥着世界，但是创新并没有发生

翻译：黄思路

文章来源：《连线》

16年前，克里斯滕森的一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商业观念，这部《创新者的窘境》研究了从磁盘驱动、钢铁到机械挖掘等诸多行业，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大型企业的衰败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了。克里斯滕森认为，成功的商业倾向于专注持续性创新——这种创新模式针对高利润的高端市场，试图把每一件事都做的更庞大、强劲和高效。然而这带来的问题是，公司在面对起源于边缘市场的颠覆式创新时不堪一击。这就是真正的革命的发生：创造新市场、颠覆传统领域。我们可以想想个人电脑、MP3和晶体管收音机的例子。

经理人从商学院学来的这套完全服从于航海图的方法实际上很可能会使这艘大船沉没——这一洞察改变了人们对于创新的思考方式。克里斯滕森的作品很快成为硅谷必读书，得到包括史蒂夫乔布斯、乔治吉尔德和安迪格鲁夫的拥护。克里斯滕森也在此后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医药、高等教育等各个行业，尝试交给人们思考商业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内容。“我并没有什么观点，然而理论总会有一个观点。”这位哈佛商学院教授、虔诚的摩门教徒常常这么说。

同时，克里斯滕森本人也经历了很多磨难。2010年的7月，他因为中风而失去语言能力，然而是周之后他开始通过Rosetta Sone软件来重新学习英文，数个月之后，他又开始写作。2012年他出版了《你如何衡量人生？》一书；而2014年，他又完成了《资本家的窘境》。

杰夫豪：你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曾在白宫出谋划策，现在你又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商学院讲课，你会不会因为没有达成你最初的目标——成为一名记者，而感到失望？

克里斯滕森：杨百翰大学的新闻系主任建议我投入更具专业性的领域，所以我选择了经济学，我想这门学科也许可以成为我打开华尔街日报大门的敲门砖。

杰夫豪: 但是你成为了一名企业高管。

克里斯滕森：我帮助建立了一家叫做CPS Technologies的陶瓷公司，1987年亿每股12美元上市。三个月之后，我们遭遇了黑色星期一，富达公司收购了我们15%的股份并在当日一次抛出。我们的股价从每股12美元下跌到每股2美元。有本儿童图书描述的恰恰是我们的情况，那本书叫《上周日的有钱人》。我开始想，天哪，难道这真的是我一辈子都想要去做的事情吗？我想CPS董事们应该也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很高兴他们后来炒掉了我。

杰夫豪：然后你去了哈佛深造。.

克里斯滕森：当时已经是九月的第三周了，学校的课程都已经开始。不过CPS的董事，金克拉克（后来他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系主任）给分管哈佛博士项目的主任打了电话对他说：“我有个非常聪明的朋友，我希望您能接收他。”那天是个周五，所以下一个周一我不是去上班，而是成为了一名哈佛博士生。

杰夫豪：你的论文上了畅销书榜？不错啊。

克里斯滕森：就是《创新者的窘境》那本书。没错，我是带着一个很大的问题走进哈佛的——为什么聪明的公司会失败？就拿生产氮化硅的CPS来说，大家都觉得毫无疑问CPS才会是被淘汰的公司。当时其他的大公司，例如GE，花费超过一百万美元打造、经营陶瓷产业。他们挣扎了、又退出了。我并不认为是他们的策略有误，因为他们都是比我对这个行业要了解太多太深入的聪明人。最基本的疑惑就在这里：怎么会是这些聪明的大规模公司失败了，而不是CPS？我打算在论文答辩里针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我本来想研究机械电机驱动器——发动机的开关。随着机械开关被电子开关替代，这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动荡。系里的一位同事和我说：“你可考虑看看磁盘驱动器行业的状况吧，我觉得那里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杰夫豪：磁盘驱动器——商业界的果蝇。我想你是这么称呼它们的吧。

克里斯滕森：对。其实一开始我对磁盘驱动器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它们是电脑的一部分。后来我发现，磁盘驱动的生命周期其实非常短暂，每隔几年这个产业就会被一次革新搅得天翻地覆。我记得当时很多人提起由加利福尼亚山景城一位学者发表的《磁盘/趋势报告》。事实上，他将每一个磁盘驱动公司的数据信息都收集起来，不管这家公司有没有销售出去他们的产品。同时，他也记录了创立这些公司的人的资料、背景，包括磁盘技术本身、根据生产线分类的销售记录等等。将这些所有信息做成电子表格后，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几乎每一代，都是由一家公司针对高端市场而研发更大、更强力的磁盘而开始，然后很快以被低端市场生产的更小、更便宜、润率率低的产品淘汰而结束。这些也就成了我的论文的主要内容。聪明的公司会失败，因为他们把每件事都做对了。他们迎合高利润高端市场的顾客，而忽视了低端市场——颠覆式创新的发源地。

杰夫豪：Intel CEO安迪格鲁夫是在那个时候了解到你的研究内容的吗？

克里斯滕森：那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发表了两篇关于我的理论的文章。当时Intel工程研发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安迪：“你必须看看这个，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Intel很快就要被没落了。”其实我在文章里并没有点明Intel，只有一些暗示性信息。然后格鲁夫给我打了电话，他是一个非常粗暴的人：“我没什么时间读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我两周内有一个会议，我希望你能过来当面告诉我为什么Intel不行了。”那是人生难得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去了。他说：“听着，你有十分钟时间告诉我关于Intel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并不了解Intel，我对它也没有什么观点，但是我有一个理论，我想我的理论对这家公司有话要说。”我向他阐述了颠覆创新的概念，他说：“我们讨论Intel之前，我想知道这个理论在别的行业是怎么被应用的，我需要可视化的解释。”于是我描述了小型钢铁厂如何挫败大型钢铁公司的例子——小型钢铁厂生产便宜很多的螺纹钢，那些大工厂一开始也非常乐于摆脱这种低利润、低质量的产品。小厂商一步步深入主流市场，直到彻底颠覆了这个产业。

杰夫豪：那格鲁夫怎么说？

克里斯滕森：他在我结束之前打断了我。“好吧好吧，我明白了。”他说。然后他告诉我关于两家微处理器公司Cyrix和AMD的故事。这两家公司专门生产便宜、低性能的芯片。“你想要告诉我的是，我们应该重回市场下游，建立我们的业务领域、推出低端竞争力来打压他们，对吗？”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处于一个告诉他该如何应对的立场。我对半导体一无所知。我并没有告诉他去思考什么内容，而是告诉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思考。

杰夫豪：Intel后来怎么做了？

克里斯滕森：他们推出了赛扬处理器，彻底将Cyrix和AMD从市场淘汰出去，并且赛扬处理器成为公司最热卖的产品。我的书在1997年出版了，又过了一年，格鲁夫在管理学院的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着我的书说：“恕我无礼，但是除了这本书以外，在座各位发表的任何内容对我来说都毫无价值。”

杰夫豪：你认为还有那些产业现在正经历、或者即将经历颠覆危机？

克里斯滕森：毫无疑问，新闻业、出版业。任何以广告为支撑的行业。我想高等教育也处于危机边缘。总的来说，大学在财政运营方面做的不错，所以他们从数据上感受不到颠覆的危机。但是我想，不超过五年，他们就将面对真实的困境。

杰夫豪：为什么高等教育也会不堪一击？

克里斯滕森：因为在线教育的普及。它们从最基本的应用程序发展的越来越好。你知道，哈佛商学院不再教授任何财会课程，因为杨百翰大学有人开设了非常棒的在线财会学习，以至于我们的财会系毫无竞争力。

杰夫豪：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会如何发展？

克里斯滕森：有些可以幸存。大部分教育机构会采用混合模式，比如给类似Coursera的网络提供商授课执照，同时自己提供更加精细和专业的其他课程。其实混合模式在每种领域都是一种原则。如果有哪种主流市场新技术是你想采用的，那一定就是混合模型。就像电动汽车，想让它成为有发展力的领域，你就必须先弄清楚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需要这种既不能跑快也不能跑远的车。答案是，青少年父母最乐意不过了。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动汽车的行驶距离也将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你想运用现在跑在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上的新技术，那么一定得是像丰田普锐斯那样的混合动力轿车——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精华完美结合。

杰夫豪：你的新书《你如何衡量你的生活》好像和你对颠覆创新的研究关联不大，这是怎么回事？

克里斯滕森：从我在系里工作的第一年开始，我就总是有太多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我决定，在最后一节课上与其进行学期总结而浪费时间，倒不如说一说人生教给我宝贵经验。其实倒更像我在他们面前的独白。我们花了整整一学期讨论理论，并且你知道如果在每一个层面上这理论都有适用性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好的理论。我在最后一课上的关键信息就是，对于你的人生，也会有好的理论可以应用。有一年，学院请我向整个研究生年级讲述专门课程，后来也就有了我的这本书。

杰夫豪：所以一个人应该怎么衡量自己的人生？

克里斯滕森：你需要问自己一系列的问题。我如何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和快乐？我怎么样可以确信家人、好友是快乐幸福的长久源泉而不是带给我烦恼和痛苦？我怎么样可以保证我不会犯法？——令人吃惊的是，我的很多商业同行都因为犯法进了监狱。如果我想要不一样的人生，我现在需要去做出什么改变？有一种理论是关于有意战略和应急战略的。有意战略允许你去选择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但同时你也需要应急战略，它允许你接受机缘巧合和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关于人生动力的。很多人认为管理学就是结算、雇员、裁员、买卖公司，其实这些不是管理，而是交易。真正的管理学是帮助别人变得更好的机会。如果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实践管理学，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杰夫豪：你正在写你的新书《资本家的窘境》，对吗？这个和《创新者的窘境》有什么关联吗？

克里斯滕森：我在大选前刚刚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我正在和一个悖论苦苦搏斗。如果你看看经济繁荣里的财务指标，好像一切都很完美，尤其是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数十年来都没有这么坚挺过。

杰夫豪：高市值无所不在。

克里斯滕森：看上去经济似乎从衰退中以令人兴奋的方式复苏，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或是提高平均工资。无意夸张，我想我有一个简单的模型予以解释。这其的负面作用力就包括像我一样的商学院教授一直灌输所谓的 “新金融学”。我们鼓励经理人在净资产收益率、或是运用资本的基础上衡量利润率，使公司可以腾出资本去投资有效的创新。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以更少的资源挣得更多的回报。但是经济最终需要的，是授能创新——就像福特Model T和晶体管收音机。授能创新需要长久的投资，会占用数年的资本。所以公司利用资本去创作更多的资本，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长期被资本充斥着，但是我们要去革新的创新并没有发生。

杰夫豪：所以我们该如何解决？

克里斯滕森：我不知道结论是怎样，虽然我相信它一定存在。政府并不能决定“这个是授能创新而那个不是”。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创建税率将流动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流动资本流向投资，同时投资可以使资本后期回收的速度最大化——如同新金融学理论所说。而生产资本则在一年的周期里保持稳定不变化。

杰夫豪：我们可以建立这种鼓励资本流动的税收制度吗？

克里斯滕森：当然。这个概念的关键是将税率和资本配置的时间相匹配。资本被投入的时间越长，税率应该越低，直至逼近零或负。

杰夫豪：最终，你觉得是在学习商业，还是通过商业在学习整个世界？

克里斯滕森：我想应该是后者吧。摩门教的独特性在于我们鼓励质询。我认为我的研究和信仰本质上是相通的。如果我没有被教导随时保有质疑的态度，我绝不会想到与大量传统经验背道而驰的颠覆式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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