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以后都别TM问我这些问题

文/大象公会

1

“G’day mate!”一个30岁上下的男人突然跟我打招呼，他的眼眶深陷，眼睛是不明显的褐色，毫无疑问是地中海基因的表达产物。“你今天过的怎么样？”

“挺累。”我应付着，没有停下脚步，而他并排和我走着。根据经验，他应该不是一个毒贩子，就是个传教士。

“啊，那你需要来点摇头丸。”果然。

那是在一个周五，悉尼的天空在拧下最后一滴雨之后，很快褪色在夜色当中，这意味着这个周末酒吧的生意比披萨店更受上天眷顾。10月份的周末夜晚，酒吧总是人满为患，不知是不是因为些许的寒意给人们在穿衣搭配上恰好的发挥空间。

然而下班后，穿梭在酒吧街上的俊男美女当中的我，此刻只想赶紧回去洗个热水澡，之后或许窝在沙发上和室友聊聊天，再或者如果室友和我一样累坏了，那就直接上床蒙头睡觉。我猜想我身上Aqua di Gio，Spice Bomb还有其他好几种香水的混合味道应该让不少人皱了眉。在市中心的商场卖香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为了达成买卖，我时常需要在自己的身上喷上香水，告诉顾客一款香水只有在皮肤上才能开发自身全部的潜能。顺便，现在不介意告诉你，这是谎话。

“我从不吃那东西，”我疲惫的眼神在那种场合应该反而会显得无动于衷和坚定。“今天我也没想出来玩，这就回去睡觉了。”

“哦好的，没关系哥们。”他耸耸肩，继续跟我走，似乎不急着猎寻下一个买家。“你是哪里人？”他接着问。“我来自中国。”

谁会知道这个答案最终让他火冒三丈，拂袖而去。

“你不相信我是吗？”他无奈而尴尬的笑道。“放轻松，我又不是坏人。”紧接着他告诉我他来自意大利，有几个兄弟姐妹。我告诉他他的澳洲口音非常地道，他说我至少应该学个地道的中国口音再骗他说我是中国人。

“我真的来自中国，我要是带了护照就给你看了。”我其实很明白他为什么会为一个长着络腮胡，带着明显高加索特征的人自称来自中国而感到困惑，自从来到澳洲，几乎在每一个社交场合我都需要对刚接触的陌生人介绍关于维吾尔人的知识。只是在身心疲惫的时候面对一个嬉皮笑脸的毒贩子，我实在没有把重复过无数次的介绍词再重复一遍的冲动。

然后他就火了。“你不该这样戒备我，”他摇头晃脑，显得非常沮丧。“对人如此缺乏信任，那你来澳洲做什么？”

接着他快步走进一个人堆里，最后消失了。

2

D是我到悉尼之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他是个香港人，比我小两岁，是我的校友。和很多人一样，他一开始对我是中国人这个事实颇为抗拒，实际上到现在依然如此。他坚持用英语和我交流，他对此的解释是他的普通话很烂。直到有一次他和大陆同学通电话，我才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忘记了是因为什么，D突然说了一句“I hate Chinese”。

一瞬间我本能的感觉受到了冒犯，然后意识到D其实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中国人。于是我故意逗他：“你也是Chinese啊”。

他义正词严的否认：“我是香港人。”“但是Chinese不只有’持中国国籍的人’的意思，它更是专门用来指代汉人这个民族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来自中国但我不是汉人（Chinese），可你这个香港人也是汉人啊。”我不依不挠。

“反正我们不一样。”D说。为了让玩笑依然是玩笑，我也就没接话下去。

“I’m from China”是我对别人对我的背景询问的标准回答。我会避免说“I’m Chinese”，因为这会暗示我的日常饮食也属于“Chinese food”，或者我的文化中还有一个东西叫“Chinese Opera”，而事实上我来自一个吃烤肉拉条子、听十二木卡姆，操突厥语言、写改良的阿拉伯文字的民族。对一个不了解中国的多民族本质的外国人来说，一个维吾尔人自称“Chinese”可能是颇具误导性的——这种区分本身和政治毫无关系——除非在Chinese之前加上定语，成为“Turkic Chinese（突厥中国人）”或者“Ethnic Chinese（少数民族中国人）”。

基于不同的原因，虽然我的中国话说的无懈可击，而D的中国脸长得天衣无缝，我们都在刻意得和“Chinese”这个概念拉开距离。

有时候不耐烦了，当再有人问，为什么我长了一张中亚脸，拿着一本中国护照，拥有一个日本名字（我的全名的拼音拼写看起来很像日本名字）时，我会简单的告诉他：

I’m from China, but I’m not Chinese.

3

刚上小学的我运气不佳，摊上了一个情绪激昂的班主任。

印象中，她的面部肌肉总是因为愤怒而激烈地扭曲着，几乎我的一切行为——比如扫地、擦黑板、或者把书放在了铅笔盒的右边——都会引来她亢奋的谩骂。当然，我也只是猜她是在谩骂，上一年级的我还听不懂汉语。因此直到一年级结束，我因为搬家而不得不转学离开时，她留给我的记忆犹如一部生动的默片。

在新学校，我很快就能用不太滑稽的腔调大声的朗读课文——我甚至还记得，因为在老师没有强调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中的“儿”要用儿话音的读法，老师特别让我站起来为全班同学示范朗读课文。小孩接受新语言的速度是惊人的，当新老师的面部肌肉也不可避免的行将扭曲时，我已经能飞快地在脑袋里用汉语组织和编造没完成作业的理由。

学者Jerry Fodor认为，孩子对母语的认知实际上是在学习“第二语言”——当我开始学说维吾尔语的时候，一套独立于语言的思考机制实际上已经在大脑中形成，而我在做的就是捋清楚词汇和思考机制之间的映射关系。

按照Fodor的理论，如果能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语言思考映射，就可以流利得掌握这门语言。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有朝一日通过码汉字为生的时候，我决定亲自做个实验，尝试将自己的思考语言全盘换成英语，即刻意将一切静默的思考过程在脑袋中转换成结构完成的英语语言表达。

“It tastes like shit.”在悉尼唐人街一家陕西人开的餐厅中吃到大盘鸡时，我在脑袋里鄙夷得说道，并耸了耸想象中的肩膀。很明显这个实验没过多久就失败了，因为我无法提醒自己要时不时得自言自语。

校园将一个孩子投入到前所未见的信息洪流中，孩子周遭的语言便会迅速填充失衡的映射关系，如果映射的语言并非单一，这个孩子的词汇量就会是几种语言的杂糅。这就是为什么，在和家人打电话的时候，身边的汉人朋友总是会为我突然蹦出来的汉语词汇惊诧不已。

“火锅idim（我吃了火锅）。”我可能会说，就像前阵子一个伦敦来的朋友说“那件事Amanda已经和我mention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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