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变态

中国人的变态

（《保印说国民性》）

曹保印 

导读：中国人的变态不仅仅体现在对“老子”的无限臣服上，还体现在对女人的无限歧视、无限蹂躏、无限虐待上。“父”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斧”，这把斧子随时会落下来砍掉孩子的脑袋，也砍掉女人的脑袋。只要是专制，只要是权力不受约束，只要是权力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种变态就会成为常态。

亲爱的网友，欢迎继续收看《保印说国民性》。在本期《保印说国民性》中，我为大家谈一谈“中国人的变态”。

有些网友一听这个标题，可能就会火冒三丈。你曹保印在这里说“中国人的变态”，那就证明你自己就是变态，要不然你怎么对变态如此感兴趣呢？网友这么问有他的道理。确实，在我的身上也同样有变态的东西，在您的身上也有变态的东西，在很多中国人的身上都存在变态的东西。这也就是我做这一期节目的目的，先看清我们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变态的东西，这些变态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让自己不变态或者是不那么变态。

要说中国人的变态，最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最具有典型性的，莫过于一个“孝”字。孝，这当然是好东西，我们经常说“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传达的就是一个“孝”字。如果我们做儿女的，不孝顺父母，不孝敬长辈，那真的是连乌鸦和羔羊都不如。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尊老同时爱幼。所以说，孝没错，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孝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孝这个行为上，又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或者说要把握怎样的度。

现在，很多人说，年轻人越来越不孝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年轻人没有那么多的休假，更没有那么多的带薪休假。在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之下，又在今天这样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之中，你怎么才能够保证让他去尽一份孝心呢？所以说，《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出台之后，其中有一条通俗的规定，就叫“常回家看看”。法条出来以后，我就有所担心：什么叫“常回家看看”？怎么样才能“常回家看看”？多常才算常？“常回家看看”需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真心的孝，这个“常回家看看”又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当然，我这是说现在。现在的这种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是变态。因为它仅仅考虑到用外在的强力，去强制人内心的一种屈服。而事实上，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法律要想限制住道德，尤其是发自内心的道德，很难。

虽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出台之后，发生过几起老年人状告儿女的案例，法官也裁决儿女要“常回家看看”，并且规定了在什么样的节假日，需要看多少次。可是我们想一想，就算是他在节假日回去了，给父母一张冷脸，一句话不说，张嘴就是恶言恶语，这种判决的实际执行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所以，我始终坚持认为，孝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能够受过多的外在干扰，无论这种外在的干扰是出于善的目的，还是出于恶的目的，都不可以。说到这里，咱们就要举一个最典型的关于孝的例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宣传孝、肯定孝，将孝做为一种最高价值观来弘扬的莫过于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图中有很多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变态。这种变态从古时候一直源远流长到现在。这个源远流长，换一个词就是贻害深远。

《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郭巨因为遇到了天灾之年，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了，一面是老母亲，一面是自己幼小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一口饭，是让老娘吃呢，还是让孩子吃呢？摆在郭巨面前的这一道选择题，事实上就是一种人性的选择题，也是一道文明的选择题，同时还是一道道德的选择题。在郭巨身处的时代，如果一个人孝，就算是大字不识一箩筐，就算是没有其他方面的能力，但是一个“孝”字就足以让他高官得座，骏马得骑。郭巨在做这道选择题的时候，可谓毫不犹豫，直接给儿子打了一个叉，给老母亲打了个对钩。也就是说，郭巨扛着锄头，和老婆一起，挖了个坑，把孩子给活埋了。

这个故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孝的故事，我们现在看，这是不是一种非人性？这样的孝，那不叫孝，而叫“残忍的沽名钓誉”。郭居作为一个父亲，他怎能忍心去埋掉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有网友会问，郭巨不埋儿，难道要埋自己的老娘吗？在他不能够做双向选择题的时候，他只有放弃一个。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在当时，郭巨真的就只有一碗饭，要么老娘吃，要么孩子吃吗？就算是只剩一碗了，在我看来，恐怕也应该给孩子吃，因为孩子代表着未来。听了这个观点，有人肯定就会骂我，你这个没良心的，谁把你养大的，谁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好家伙，老娘你不选，你选儿，昧良心啊！

然而，在这个小小的选择题背后，其实有着一个非常深远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那就是在中国社会中，尊老敬老，将老置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这是中国人价值观。可是，“老”的背后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父权的专制。正是因为我们崇尚、崇拜老年人，所以说对专制的东西是那么样的迷信，就算是我们生活在专制的空气之中，而且这种空气的毒比霾还要严重，但我们浑然不觉甚至非常享受。其实，在郭巨当时的那个情景，根本不存在饿死这个、救那个的事情。郭巨之所以这样做，事实上就是一种变态的心理，用自己孩子的命，为自己换来一个天下至孝的名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我们把这样的故事写进《二十四孝》，让人们广为诵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住老子的地位。老子永远是对的，老子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我们的这种文化心理，自然给专制制造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到现在，我们恐怕也还没有尝到真正民主的滋味，而始终饱尝了专制的痛苦。所以，当我们把郭巨埋儿这样的事情，作为榜样树立的时候，在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以及中国人的道德上，其实就出现了变态。这种变态就是对于父权至高无上的崇拜，以至于泯灭了最基本的人性。中国人的变态不仅仅体现在对“老子”的无限臣服上，还体现在对女人的无限歧视、无限蹂躏、无限虐待上。

对于女人，我们中华民族刚刚起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是母系社会，在母系社会中，大家对老祖母那是非常热爱的，但也仅仅之限于热爱，而不是盲目地把生命放在祭坛上的崇拜。老祖母能做的，也就是给大家公平地分配那些食物，而绝不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是当中华民族进入了父系社会，“父”就成了中国人头上的一把“斧”，这一把斧子随时都可能会落下来砍掉孩子的脑袋，同时也砍掉女性的脑袋。我们知道，在母系社会中，男女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女性比男性还高那么一点，由此就保持着一种和平和稳定。男人们也不用争风吃醋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成为大家的共同情人，既然不需要争配偶了，又有那么多的配偶随时敞开温柔的怀抱，男人们自然就可以和平相处。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父系社会就变得越来越专制。这种专制既体现为高高在上的权力拥有者对普通百姓的专制，也体现在一个家庭的内部，父对子、夫对妻的专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纲五常”。

这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下子就将中国人对于女性的变态折磨心理暴露无遗。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最著名的“三寸金莲”，对这“三寸金莲”，现在的女性是不可想象的。我曾经听家里的老人讲过，在女人们需要裹小脚的时候，村子里此起彼伏的不是犬吠声，而是幼小的女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因为，成年人要把她们的脚骨活生生的折断，然后用布缠起来，最后缠成一个小小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的作用，有现在高跟鞋的一部分，也就是走起来比较性感，肌肉绷得紧啊，于是曲线很优美。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三寸金莲”的发明，让女人终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想迈也迈不出，想出也出不去。于是乎，女人就成了男人的性用品，又成了男人繁殖后代的生殖器，那可就真的成了生殖器啊。这种对于女性的折磨和蹂躏，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男人变态的性心理，以及男人变态的权力欲望。

到了今天，虽然没有了“三寸金莲”，但是中国男人对于女人骨子里的那份歧视，那份不平等，那份把女人作为性发泄的工具和生殖器的观念，依然没有根除。这种没有根除，就造成了当女性追求平等和权利的时候，当女权在中国开始蓬勃兴起的时候，很多男人就坐不住了，就害怕了、恐惧了，然后变本加厉打击女性，发明了种种应对办法。我们想一想，这不就是一种变态的心理吗？男人和女人来到了一个世界上，大家就是平等的。女娲在造人的时候，是不分你和我的，也不分谁比谁高一等的。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歌谣是这样唱的：“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是多好的一首歌谣，它说明了我们一个朴素的认识，那就是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不管在哪个方面，大家都应该是平起平坐的。

可是，在中国人变态的文化心理中，女性是必须要被打压的，所以古时候就有“牝鸡司晨”这样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说，你母鸡本就是生蛋的，你偏偏要打鸣，这是错位、越位，大逆不道。打鸣是公鸡的事。当然，“牝鸡司晨”并不是真的说自然界中的鸡，而是警告女性们，你不要参与政治，不要试图手中拥有权力，你如果做了官，那是违反天意的。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女性真正和男性平等的好时候没多少，只有在唐朝的时候，女性才展现出了她们巾帼的一面。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可能也有人说，那时候的女性也很平等啊，你看有男兵也有女兵。其实不然。在太平天国，只有表面上的所谓男女平等，事实上男女依然不平等，而且极其不平等。女人们既需要打仗又需要织布，还需要做饭，更需要去陪男人们睡觉，成为男人们性发泄的工具。所以，不要被太平天国那些女兵的一身戎装迷惑，事实上太平天国的女性的命运非常凄惨。太平天国时候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而中国人在男和女的关系上，事实上上还是变态的心理，变态的性心理，变态的文化心理。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真的就达到了男女平等了吗？恐怕依然没有。在男女平等的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到中国人的变态，还不能不提专制的变态。几千年了，中国人一直受专制之苦，在社会生活中，有官员来专制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高高在上的父权和母权来专制我们，但主要体现为父权。这样的一种专制，变态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个人，当他坐上了王位，他就可以掌握天下生民的命运。一个人，当他成为一家之主，他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同样掌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谓一个大朝廷，一个小朝廷。

这种专制的变态，对整个中国人国民性的塑造，起着极大的负面作用。以至于现在，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直是高高在上，一句“我是老子”，就代表了所有的真理。当这些人也在讨论所谓专制和民主的时候，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在家庭中的这种作派，就已经为社会的那一套专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道理很简单，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社会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当一个个家庭中出现这种变态心理的时候，社会能不专制吗？当我们来反对这种专制，追寻民主的时候，能不艰难吗？因此，当我们看中国人国民性中的这些变态心理和做法的时候，你也就不难理解，所有的这些变态，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源头，那就是专制。只要是专制，只要是权力不受约束，只要是权力具有巨大的诱惑力，那么变态就会成为常态。什么时候真正做到人与人的平等，权力的拥有者和权力的授予者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才没有那么多变态的做法，我们的文化心理中才没有那么多变态的价值观涌现。事实上，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以及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变态的事情，只要你打开史书，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虽然不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每一页都写满了吃人，但我敢说，至少隔一页就写满了变态。

当然，我还可以说出历史上很多类似的变态故事，比如两个高官为了比富，变态到剁下美人的手。比如说，为了充分满足自己长生不老的欲望，皇帝们去炼丹。而明朝的皇帝为了炼出一种丹药，变态到从民间选出或者说抢来大批的民间美女，去采她们的经血。采经血之前，让她们服下一种让人血崩的药，以至于很多女孩由此而死去。这种变态的心理，如果没有一个专制的权力为他做依托，他能做到吗，他敢做到吗？

说到这里，我还是想回到主题，回到我们今天。当我们看社会上这样那样的变态做法时，包括一些官员有了处女情结，不惜对孩子们下手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同样是因为有了权力的支撑呢？因此，我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变态，其实就是权力的变态，就是权力的不受约束。什么时候我们认清了权力这头猛兽，并把它死死地关好了，看住了，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才能从变态回到常态。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保印说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