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相差63层

育女笔记7：人与人相差63层

                                  曹保印

2007年7月19日上午8时许，妻子打来电话，说是药已经换好，我可以去办出院手续了。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在车站又买了两个烧饼夹鸡蛋、一瓶水，一路吃一路喝，到医院时刚好把两个烧饼吃完。有了这两个烧饼垫底，跑出院手续时，就不会觉得心慌了。其实，这也正是我吃它们的主要原因。

还在公交车上时，北京市妇幼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员[1]就打来电话，问孩子的情况，比如母乳够不够吃、吃什么牌子的奶粉、肚脐有没有分泌物等；同时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注意观察孩子大小便的情况，注意肚脐的分泌物，以便保证孩子的健康。在得知妻子是今天才出院时，她便说，过两天会再打电话来。

这是挺让人感动的。尽管，虽然孩子出生在北京，但并不是北京户口，她便不能享受很多北京市民的社会福利以及其他利益，但是，这样一个小细节的关心，也还是不错。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不反对户口这个天底下最荒谬的东西。事实上，提起户口，我就会恨得咬牙切齿。每年，我在北京都要交个人所得税，但是，拥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市民所能享受的东西，我却一点儿也享受不到。等孩子长大了，上学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一到病房，妻子和二姐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妻子的精神显然好了很多，她抱着天健，居然走得很稳。这是很让人欣慰的。其实，出院手续真办起来也很简单。由于昨天下午已经退了饭卡，所以，真正需要的做的事情，一是到胎心监护室开医学出生证明、填妇婴保健手册，二是结算账单，三是到儿科门诊拿医生已经开好的药品，像鱼肝油之类。

从医学出生证明上，我才知道，天健的准确出生时间是2007年7月13日11时22分，身长50公分，体重3450克。工作人员问我，天健的户口随父亲还是随母亲，我觉得随谁都没有关系，就让她随了母亲。在医学出生证明上，第一次正式使用“曹天健”这个名字。这也就意味着，她开始与这个社会打交道，从此开始以“曹天健”三个字，行走于人生的江湖，迎接未来岁月的风风雨雨。就现在来看，孩子是非常健康的，而这个健康，正是上天赐予的。希望未来也是如此，毕竟，健康永远是人生的第一要务。

账单上显示，天健的出生花去了5700多元钱，如果再加上在病房交给护士的300元护工费、200多元儿童门诊的药费、120元的饭费等，基本上花了6320元钱。当然，这些钱，仅仅只是在医院花的，如果加上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买衣服、婴儿用品、医院检查、购买药物等，已经花了将近3万元钱。可是，用二姐的话说，在农村生一个孩子，如果是在县医院生产，花2000元钱就是很高的数目了。

如果以此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仅是这些两者相差就是15倍。而如果按照本家护工生两个孩子花250元钱作比，那么，以生一个孩子平均，我和她之间的差距，更是达到了50倍。如果是以她生第一胎，仅花了100元钱算，那么，仅是生产本身的费用，两者的差距竟然是63倍！这样的计算方式，也许不够科学、准确，但是，由此也可以形象地看出来，婴儿与婴儿之间的不平等，在今日之中国，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这种差距的形成，自然有合理的成分在内，比如人与人的奋斗成就不一样，但是，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比如一些国家政策对农民的歧视。

我们在做产前准备时，妻子也很注意节约，能便宜就便宜，能少买就少买，即使如此，与农民的差距还是这么大。如果是比我的收入更多，或者比妻子花钱更手松的人，那么，他们与农民的差距肯定会更大。这也就是那么本家护工所说的，城市与农村产妇的生产条件，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是啊，即便是地狱，也只有18层，过了这18层，就是地面了。即便天堂也有18层，那么，两者之间，最底层与最高层，也仅仅只是差36层。而我不是社会上收入水平的最高层，那位曹姓护工，也不是最底层，即便如此，妻子和她，仅只是生产本身的费用，就已经差了63层。

在儿科买完了药，我顺势从住院部门，拦了一辆出租车。这样，妻子就不必走出医院，而直接在住院部楼下，就可以上车了。由于车上开的空调，可能会让妻子和天健不舒服，所以，我便请司机关了空调。

我们出院的时候，太阳正热，估计外面的温度在35℃以上，这样一来，由于既关了空调，又不能开车窗，车里就热得厉害。开车的司机，身体比较胖，更热得难受，但他并没有说什么，不但赶紧关了空调，还提醒抱着天健的二姐注意，免得路上出现了意外情况，把孩子脱了手。有感于他的服务态度，本来是24元的车费，我给了30元，多余的钱，我说是给的小费。司机很高兴，连声道谢。

[1]后来证明，打这个电话的，也是商业性公司，并非政府的公共服务机构。此后，这类电话就多起来。我在第12篇和第26篇中，对此有专门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