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以前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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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城的军人世家。

沈从文的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贵州提督，父亲也在军中供职，清末做过裨将，民国后当过上校军医官。沈从文6岁启蒙，开始读的是旧式私塾，他不喜欢枯燥无味的私塾，经常逃学。他常常是把书篮子放到佛龛后面，去山上，或者在街上看热闹。这样的童年，按照他的说法是“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1915年，沈从文从私塾转到新式小学读书。那时候，凤凰镇守署为了改革军队，设立了军事学校，并办有候补性质的预备兵技术班。沈从文报名参加了预备兵技术班。1917年夏天，不到十五岁的沈从文高小毕业，但他没有继续上初中就离开了家门，以候补兵的名义跟着军队驻扎到辰州(沅陵)，属于当时辰州地方组织的湘西联合军政府的靖国联军第二军。

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年纪小小的沈从文随着军队在湘西辰州、沅州（芷江县）一带驻防。

在军队里，他接触到社会各种层面，同时也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闲来无事，他就在营中伏案练字。因为写一手好字，不到一年他就做了军中的司书，被人称做“身小师爷”。当时，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文姓秘书带来的一部《辞源》，还有一份《申报》，是他汲取知识的源泉。

这时候的沈从文，“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从文自传》）日子就这么打发了下去，直到1920年，部队移防川东的时候，在鄂西全军覆没，留守驻地的沈从文遭遣散回家。回家不到半年后，他到了沅州舅父家，在当地的警察所当办事员，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

在沅州时，沈从文的母亲把家中老屋卖了，带着他的妹妹来沅州和他一起生活。因为在本地亲戚多少有点势力，而且沈从文的工作有条不紊，颇得上司称赞，日子渐渐有了点起色的样子。连沈从文也觉得，“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从文自传》）

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对沈从文的命运有极大改变的事情。

当时，沈从文的母亲把卖屋所得的钱交由他保管。有位姓马的年青人和沈从文颇为要好，还说他姐姐对沈从文很是倾慕，希望沈从文能有机会去家里玩。这对18岁的沈从文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在沈从文心里，竟把这位未曾识面的女孩子当作自己的心上人，写了好些旧诗托她弟弟传递给那位心上人，因此还把家里为他说的亲事推托掉了。

沈从文把那位假想中的情人的弟弟当作可信托的人，没想到这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向他不断地借钱，今天借了明天还，明天借了后天还。直到有一天，沈从文发现由他经管的那笔卖房子的钱不知道怎地左算右算就是少了一千块钱左右。此事明显与那位姓沈的青年有关系，可是沈从文自己一直想不通是哪里出错。

这件事发生后，那位年青人便在沈从文面前失去了踪影，沈从文这才明白他吃了大亏。为了这件事情，以及已经成为泡影的爱情，让沈从文感到十分愧疚，觉得再没有脸面对他的母亲，于是他选择了逃离。

沈从文离开沅州，心想着走得越远越好，这或者能稍解他心中的羞愧。他在常德无所事事地呆了一段时间后，又跟着熟人到了保靖呆了大半年，后来仍是投身到军营，在自称“湘西王”的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身边做书记。

当时的沈从文见惯了生死变幻的无常，在他的心里，只存有这样的念头：“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作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从文自传》）曾经有过的做将军的理想，这时候在沈从文身上大概已经消蚀殆尽。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最终走出湘西那片土地，踏上远离家乡、寻求新生活的征途呢？

人生很多转变看似偶然，但仍有些蛛丝马迹可寻。沈从文从投身军营起，对书法便有着一份爱好，很不惜钱买字帖，文秘书的那本《辞源》引起他对知识的渴求，沅州亲戚家那两大箱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1903年开始刊印的世界文学丛刊）一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在保靖的时候，陈渠珍那十几箱的书籍、旧画、古玩让他也着实学到了很多知识。他的三姨夫，也就是陈渠珍的老师聂仁德暂住保靖的时候，与沈从文从“宋元哲学”到“进化论”的清谈，更让处于求知阶段的沈从文“幻想更宽， 寂寞也就更大了”。

残存在内心深处的不安于现状的意识，隐隐地牵动着沈从文。

当时，为促进湘西乡自治的实现与实施，成立了报馆，沈从文暂时调任报馆当校对。在报馆，他和从长沙来的一名印刷工人住在一起。那名印刷工人从长沙带来了包括《创造周报》《改造》《新潮》在内的许多新杂志。这对沈从文是最直截了当的思想刺激，“五四”新文学、新思想终于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的那么好。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从文自传》）

浪涛一旦惊起，拍岸指日可待。

这时候，沈从文病倒了。一场伤寒让他足足在床上躺了四十天。病刚好，他一位好友却在他面前被河水洄流卷下淹死。人生病时那种脆弱的心理，加上朋友的猝死，彻底让沈从文从现实中惊醒。他一个人呆呆地想了整整四天。

“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 。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从文自传》）

于是，沈从文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从文自传》）

1922年，二十岁的沈从文下了一个决定，“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其实，沈从文对于去北京读书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但他终于作出决定，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

（本文参考了《从文自传》、凌宇《沈从文传》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