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尚不耻以日为师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回国后即转任两江总督。1907年春，我的高祖杨芾（族中称为若米公），接到端方咨文，赴日本考察。此时杨芾的职务是“记名军机章机、陆军部郎中”，与两江总督并无属辖关系，端方会请他赴日考察，应该与两人庚子前在京的交谊有关。像这种地方大员委任相熟能员考察的形式，在彼时相当普遍。而且派出去的人，回国后须写日记，作为给委任方汇报材料，有机会可以出版，很受上海各书局欢迎。

如1903年，王景禧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托，护送师范留学生二十人东渡，回国后即有《东游日记》付梓。1904年，江宁候补道许炳榛（他有两个著名的侄辈，一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一是鲁迅夫人许广平）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魏光焘所派，送江苏法政留学生二十人赴日。许炳榛在日时间甚短，只有一月，但他留心商务，记载各地出产、神户等港口进出口货物甚详。

1905年5月，有一位直隶玉田县的绅士张维兰，因为直督袁世凯令直隶各县选派绅士赴日考察学校，奉玉田周知县（号沁甫，也是张维兰的座师）委派赴日，一面入弘文学院听讲，一面在日本各处参观游历。张维兰在日时间有五个月之久，但他的《乙巳东游日记》比较浮光掠影，与他出国前的知识储备不足与问题意识淡薄有关。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1907年4月6日），杨芾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一百余日的东瀛之行。归国后撰《扶桑十旬记》。

在《扶桑十旬记》的开篇，杨芾称自己在日本“频频憩游，察人情，瞻物品，流连风景，颇会于心”，因为“素行质实，不愿剽陈说以自夸”，“虽心得之毫无，却唾余之耻拾”。杨芾显然不愿意泛泛地引述与印证前人的游日感受，而是要记录自己的亲身体会。他一再对自己“不通东语”表示遗憾，抵日未及一月，便为同行来日留学的儿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每天学两小时日语。

诚如商务印书馆编辑徐珂为《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作叙时所言：中国商民遍布各国，然其知识学问有限，所见所闻，“无以自贡于祖国”，而清廷派使出外，亦有三十年，“每一使馆，且必有参随若干人，其驻期自三年以至六年或九年不等……然其著书行世者，卒寥寥可数，而其中翔实精核者、不涉琐屑敷衍之弊者，尤寥寥焉”。

以上数种日记，算是1903~1907年游日日记中之佼佼者，我把这四种日记收集到一起，希望能管窥其时官绅群起考察日本的情形。

综观1903年后各种东游日记，对教育、商务的兴趣是一致的，如王景禧“主小学教育之普及，而辅以急兴实业”，许炳榛则指出“能辟天下之利源者，非农工商乎？能承天下之仔肩者，非留学生乎？”因此各种日记，无不致力于观察、记录日本的教育制度、商业运作方式，而这些东渡能员心中，其实时时有“中国”的问题在。

甲午之战（1894）、庚子之乱（1900）、日俄战争（1904），日本军队的铁蹄三次踏足中国本土。按说，中国官绅当对日本怀有仇恨之心，但是遍索1902~1907年的中国官绅旅日笔记，却几乎找不到这种仇恨的记录，他们在马关、在东京看到中日谈判的旧址、从中国抢掠来的珍物，悲愤之情，自是难抑，但是笔锋一触到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几乎是一面倒的称颂夸奖。

尽管也有着种种的遮蔽与误读，但百年后回顾，仍然不能不承认，自近代以来，1900年代是中日交往大体平等，也是中国最热心向日本学习的阶段。这个时代，日本新政强国的效应已经全面展现，而近代化不彻底的弊端尚未暴露，对于急欲从甲午与庚子的挫败中重振人心、改良制度的中国而言，日本确乎是值得效仿的对象。

（最近新版的《扶桑十旬记》）

（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的《扶桑十旬记》）

（杨芾致端方的信，网上曾拍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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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邻居第26期# 主题：师敌 

书目：《扶桑十旬记》

时间：6月14日（周六）下午2至5点 

场所：@读易洞 书房（北京市朝阳区万科青青家园商业街105号楼A19房 

报名：限12人。报名微博私信@读易洞de洞婆婆 

 要求：阅读指定书目＋准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