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大学能够办出真正的商学院吗？

本来是不会问出这样的“傻”问题的。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到了商学院工作，于是不容易不想这样的“傻”问题；不容易不想，公立大学能够办出真正的商学院吗？

一个人花自己的钱，雇用谁、怎样用，别人一般是不能有异议的。但公立大学不一样，公立大学花的可不是自己的钱，这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公立组织内含高交易费用。我们观察到的政府、国有企业、公立大学中的论资排辈，就是一种节约公立组织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同样是因为要节约高交易费用的缘故，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好量化、易观察的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而且更多地采取事后评价的办法，比如从事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获得了多少个课题，刊物的排名，立项单位的级别（国家最高，省的次之，市的又次之）等等来进行学术评价。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戴维德可以凭口述传统获得教授职位；在牛津大学，莫里斯可以在无名之时获得教授职位；在麻省理工大学，丁肇中年纪轻轻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其预期的学术待遇，但在公立大学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在我们的大学，即使你是唱歌、绘画的，唱的再好，绘的再妙，没有文章，是评不上教授的；在我们的大学，给院士、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高的待遇可以，但要给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很高的待遇就会引出非议。

是搞理论发表文章易，还是搞实务发表文章易？看一看我们的核心期刊要览应该能够略知一二，上面有没有发表实务文章的杂志，有几家？请注意，我不是说因为缺少发表实务文章的杂志，所以没有人搞实务；正相反，我的意思，是因为没有人搞实务，所以才缺少发表实务文章的杂志。或者，搞实务本来就难以写出文章来？不管怎样，那“级别”最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不资助具有直接商业应用价值的研究，这个清楚无疑。面对此情此景，你要是一名公立大学老师的话，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定是放弃实务，转而去搞理论。

不容我不去做这样的推测：大概我们的商学院做的不是什么商学研究，而是应用经济学研究吧，大概我们的商学院更为准确地应该叫做“应用经济学院”吧。这个推测真实吗？希望不真实。但是看看吧，看看我们的商学院的教授们都发表了些什么文章，都做了些什么样的课题研究，又是因为什么评上教授的。

让我把问题进一步想下去。我们的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办的又怎样呢？

因为我们的学术评价准则重形式胜于重内容，实际上，大家很难静下心来真正地做好理论研究。我们的学术刊物是由公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所主办，这又创造了发“人情稿”的条件。在我们的大学，抄文章、找枪手，然后与期刊编辑做交易，如此这般把文章发了，然后评上教授，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其结果，“好杂志”上发的并不都是好文章，通过刊物的级别和排名来判断学术文章质量的机制被噪音化了，而且这种噪音化还具有自我加强的特征。一旦那些通过制造噪音而成“名”成“家”的人成为了“学术权威”、规则制定者，他们反过来就会把这些噪音化了的杂志规定为奖励刊物。当噪音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形势甚至难以逆转。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靠右行驶，那么我的最优选择也是靠右行驶；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通过制造噪音而获得职称的，那么选择制造噪音而获得职称就会成为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于是“劣币驱逐良币”就要发生，办学质量就很难保证。

我不能不怀疑，我们的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办好了吗？更不希望这个怀疑真实。但事实似乎并不遂我的愿。看看嘛，看看我们学术噪音化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观察一个学校学术刊物认定方面噪音化的程度，就知道这个学校学术噪音化的程度，进而也就可以推断这个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真实水准了。那些把非学术刊物列为学术奖励刊物的大学应该不会是一流的大学吧。我们观察一个学校是否强制学生听课，也知道这个学校学术噪音化的程度，也能推断这个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真实水准。那些强制学生听课的大学也当不是一流的大学吧。不完全是学生的问题，恕我武断，学生不学，一般来说是老师和学校出了问题。

回头来说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假如将我们的公立商学院与公立经济学院相合并，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其实，这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因为任何的商学院，总该要有一些讲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吧。我们关心的是，在我们的公立大学或者学院内部，一部分人从事理论教学与研究，一部分人从事实务教学与研究，长期在一起，会出现怎样的进化呢？我的判断，两部分人在一起，最终会出现没有人真正搞实务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我们大学的大规模合并升级，认为这会使学科结构趋同，减少大学生人力资本差异化程度，使本来就不足的实务型人才更加短缺，使本来就偏多的理论型人才更加过剩，最终加大人力资本供求结构之间的矛盾，加剧大学生就业难。（原文发表于2007年5月25日《经济学消息报》；作者：谢作诗，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欢迎光临我的百度百家：http://xiezuoshi.baijia.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