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小波和我

（《华夏上古神系》书影）

读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是一种探险，为这部大作写书评则是一种冒险。这部著作糅合了人类学、考古学、语音学等多学科理论，学术面向非常广泛，理论构建极为缜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轻率的评论，都可能对作者及其著作构成误读。

不过可以肯定，这部著作是朱大可集数十年文化生命而缔造的学术硕果，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部“神作”不仅一反他个人书写的路径，从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化研究，进入了“一本正经”的学术研究，而且极大地挑战着读者的知识框架，直抵“毁人三观”的程度。

朱大可认为，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存在着两个原型：一个“巴别神系”，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智人，但这个“第一原型”因无文字而无从追溯；另一个是同样来源于非洲、但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经过再创造的“第二原型”，包括“西亚神系”与“印伊神系”，即涵括两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南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等的“第二代神话”。这些上古神话随着人类的迁徙，分作多条路线往东亚传播、嬗变，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上古神话）的神秘来源。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远远比人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加密切。

在这学术框架下，朱大可做出不少具有颠覆性的考证。例如，他认为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而西王母其实是印度大神湿婆（西瓦）的译音，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的两重特征，等等。这些结论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并不是出于揣测和想象，而是有着坚固的学科理论支撑，更有着前人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在这其中，很重要的学科支撑就是新兴的基因考古学理论。根据生物学基因研究的结论，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其迁徙南线，是沿着南亚至中南半岛，经过越南进入中国南方（荆楚）。就这个角度而言，朱大可的华夏上古神系，乃是基于科学结论的合理建构。他据此重绘了全新的华夏上古神谱。

本书立论的核心，是朱大可的一项重要发现：在所有的上古文明体系中，神名开头的辅音相对坚固，就像钻石，历经数万年而不变，可以作为辨认标记，称为“神名音素标记”，又叫“文化基因”。例如全球水神的名字，几乎都以N开头，而日神都无一例外地以H或S开头，等等。据此，朱大可整理出完整的上古神系——“巴别神系”。朱大可还发现，以非洲为起点，各民族主神的名字，会随着迁徙路线的延伸而变长，音素数量不断递增。他把这称为“主神音素递增效应”，并认为这正是神话起源于非洲的重大证据。

我认为，这部著作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

一是突破了当下学术研究的固化路径。在现有学术体系下，学者就像工匠，往往只能做一些拾遗补缺的活儿，满足于在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水线上，完成自己的那一道工序，而不敢逾越专业雷池一步，结果把可以很有趣的学术研究，变成了穷经皓首的苦逼活儿。

例如考古学，传统的中国考古走的是“以经证史”路线，现代考古学兴起后，考古学又成了“证经补史”的工具。如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尽量以考古出土材料说话，以避免古籍经史以讹传讹之谬，结果反而自我退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忽略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珍贵信息，丢失了挖掘历史现场的有力工具。

在《华夏上古神系》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充当“学术农民工”，而是从人类文明的发端、迁徙、传播路径，关联到两河文明、印伊文明等几大文明板块，将华夏上古史直接置于世界史框架下进行审视，从而突破华夏文明的本位，采取全角大视野，以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及其互相渗透的角度，独辟蹊径地还原了上古神话的真相。

本书还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虽说该书重点是文化人类学，但采用的学术工具可谓琳琅满目，不仅涉及考古学和人类学，而且动用生物学、上古语音学以及文化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整理分析和“修复”来自上古的丰富信息。

二是颠覆了华夏上古文明的传统概念。葛兆光先生指出，宋以后，随着中国意识的兴起，以及在华夏本位的话语模式笼罩下，历史研究长期难以摆脱“华夏、四夷、朝贡、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见葛兆光《宅兹中国》）《华夏上古神系》却彻底跳出了旧有框框，论证了华夏文明多元起源和华夏文明本身的开放特征，结论不仅具有颠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妨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它是夏商断代的关键性考古现场，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夏王朝的王城所在地。但这个所谓“王城”的面积究竟多大呢？只有3~4平方公里！这让有的考古学家不禁发出疑问：那个时候真的有国家吗？（见许宏《何以中国》）其实，从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具有共时性的遗址来看，所谓夏朝，不过是古代诸多方国（酋邦）中的一个，跟商周两朝根本无法形成对等关系。而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却在蓄意建构这种虚假的历史逻辑，这也是朱大可在书中质疑的重点。

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主流观点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开放性遭到了蓄意遮蔽。“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疑问：具有二千多个单字且结构复杂的甲骨文，何以突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李济看来，保存书写记载的观念，可能会由两河流域移植到黄河流域，只是由于暂时缺乏证据，而难以形成定论。尽管如此，李济先生还是从出土器物中，找到了“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证据，有的他认为还是“无可置疑的范例”（见李济《中国早期文明》）。就此而论，朱大可这部书中一些看似具颠覆性的结论，其实是沿前人的脚步往前推进的结果。他的研究与结论，可以从李济、顾颉刚、苏秉琦、岑仲勉等前辈学人的著述中找到精神源头。

三是跳出了中国学术话语的陈旧体系。众所周知，多数中文学术著述都具有謷牙诘屈、艰涩难读的特点，对外来术语生吞活剥，全无美感。而在这部著作中，朱大可虽然“屈从”于许多学术惯例，他那独特的朱语风格却一以贯之，在学术书写中游刃有余，充满人文主义的激情，虽涉及庞大驳杂的中国上古史范畴，调动诸多学科理论，读来却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就像是一部上古史的侦探小说。一些术语经过朱式话语转换，也变得有声有色，充满了学术的活泼张力。读到兴奋处，让人顿生“子在川上曰”的历史沧桑感。

我还想说的是，《神系》不仅打破了多学科的壁垒，而且给学界留下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课题，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共享平台。这必将吸引更多的同好，丢弃传统陋见，从这部著作出发，一起去探寻华夏上古文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