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家军是南宋花钱最多的军队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赵构将原来的前、右、中、左、后、选锋、护圣七军改番号为行营护军，分别由当时位高权重的五位大将统率，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介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这五支军队号称南宋五大主力，而五位统兵大将被时人称为五大帅。其中：

韩世忠的前护军8万人，辖统制11，统领13，正、副、准备将189，共有63将的编制，以淮东楚州（江苏淮安）为基地；

刘光世的左护军5.2万人，辖十军，先以池州、庐州为基地；

张俊的中护军8万人，辖十一军，以建康府为基地，有统制10，统领14，正、副、准备将297，共有99将的编制；

岳飞的后护军10余万人，以鄂州（湖北武昌）为基地，辖十二军，有统制22，统领5，正、副、准备将252，共84将的编制；

吴玠的右护军7万人，以兴州（陕西略阳）为基地；

除去以上五军外，南宋还有刘锜的由八字军改编的侍卫马军司，大约2万人；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大约有3万人左右。

岳家军的由来比较复杂，建炎二年时，岳飞还是一名小校，有兵2000人，受东京留守杜充的节制，建炎四年，岳飞孤军克复建康，从此受知于宋高宗，当时岳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二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绍兴二年夏天，岳飞平定曹成之乱时，兵力为1.2万人，同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建议宋高宗北伐中原，在奏折中也提到“今张俊军三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一千，王燮军一万三千，……刘光世军四万。”

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为神武后军统制，有兵1万余人，后奉调到虔州镇压农民起义，有众2.4万人，《宋会要辑稿》说：“契勘江西见有岳飞一军二万余人，理宜就便差拨”，这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暗合，可见当时岳飞所部大约为二万人左右。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岳飞提兵北伐，进攻伪齐的襄、邓六郡，在“措置襄汉乞兵申省状”中，他请求朝廷增兵，称本部人马现有28618人，准备扩编到6万人，经宋高宗批准，将荆湖北路安抚司统制崔邦弼、颜孝恭的部队编入岳家军，时崔部有3000人，颜部1900人。这次北伐中，岳家军的对手不是金军主力，军队减员极少，相反，从俘虏中补充了有生力量，兵力迅速增强。绍兴五年（1135年），岳家军在洞庭湖平定杨幺起义军，“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兵力又有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

以上可知，在南宋诸军中，岳飞的后护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按目前掌握的记载，大致分为十二军，包括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其中背嵬军是岳飞亲兵，最为精锐。

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家军的实际兵力已有10万左右，这有多项史料佐证，如“湖北转运司立庙牒”云“故少保岳飞顷提十万之众，留屯沔、鄂，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独醒杂志》说“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可以一当百”。《中兴小历》记载秦桧党羽诬蔑岳飞的说法，有“岳飞议弃两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飞提重兵十万，无横草之劳”等语。可以证明岳家军的数量。

岳家军兵多将广，战力为诸军之冠，因此朝廷的待遇优厚自不待言，《鸡肋集》提到：“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岳候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

岳飞所部的将校级军官较之绍兴五年增长了1.8倍左右，每位将领所率的平均兵力从绍兴五年的3300人下降到绍兴十年的1200人，岳家军的薪饷之高、军官比例之高已经远超其它四护军。

岳家军安邦定国，自然少不了南宋民众的大力支持。岳飞早年攻蔡州时，有兵二万，“七分披带，持十日粮”，其中战斗兵一万四千，尚有辎重兵六千和火头军等，可见，在当时情况下，两个正规军就要一个后勤兵支持。如果按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十万大军，每人每月六斗，加上马料应在七万石以上，要保障岳家军的十万人马，就需要相当于十一万六千民夫，或七万头驴，或四万六千匹马、骡，或二万三千匹骆驼的运输力，而民夫、马夫、牲口本身自用的粮秣还未计算在内，可见，岳飞北伐中原，后勤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

再看一条记载，绍兴初年，岳家军奉调到江西镇压农民起义，《伪齐录》记载，“岳飞一行军马饭食，并是江南筠、袁、处、虔、吉、洪六州应副，官军中缺粮，各于民间探借了税赋，……民甚难之。”

绍兴五年，岳飞在湖南镇压杨幺起义时，兵力只有3万多人，但已经使地方不堪重负，《宋会要辑稿》的“缴户部乞拘收湖南应副岳飞钱粮”中提到：湖南累年屯驻军马，并系朝廷指挥，令转运司拨支上供钱斛应副，尚犹不足，则帅臣不免多方措置，仅能给遣，昨来岳飞一军入境，支费浩瀚，遂至均科田亩钱，竭一路民力，不足以充三月之用。

有宋一代，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装备的日益复杂，要在战时维持十万大军的供应，糜费甚巨。由于后勤困难，岳家军的武器装备也经常得不到补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十年十一月，刘锜、韩世忠、岳飞三军“皆造军器，所乞牛皮，至十余万张，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可见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铁军对国民经济的依赖。

南宋将帅军中多有失意文人充当智囊和幕僚，这些人被泛称为“效用使臣”，有时既不能沙场决胜，亦不能运筹帷幄，却在军营之中支取薪俸，一时颇招物议。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翰林学士汪藻便有《条具时事》的奏章，谈及此事：

今一军之中，非战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诡名而请者，一人而挟数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一使臣之俸实兼十人战士之费，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养兵十万而止获万兵之用也；有借补官资而请者，异时借补犹须申禀朝廷，谓之真命，今则一军之出，四方游手者无不窜名军中，既得主帅借补，便悉支行禄廪，与命官一同，无有限极。访闻岳飞军中，如此类者几数百人。州县惧于凭陵，莫敢诃诘，其盗支之物至不可胜计。

汪藻在奏疏中指出了南宋军队中的一些弊端，这原是言官的本职，但特别点名岳飞并不公允。岳家军纵横疆场，所向无敌，确实存在武强文弱的情况，但不等于文客幕友百无一用，更谈不到糜费军资，如薛弼、黄纵、李若虚、高颖、朱芾等人皆是一时之选。薛弼追随岳飞最久，谋划颇多；朱芾赞襄岳飞的北伐大计，号称“虑无遗策”；原为司农少卿的李若虚本是宋高宗派来的监军，却甘愿承担矫诏之责，全力支持岳飞北伐；黄纵以知兵闻名，平定杨么出力最多，曾上疏反对迁都临安，岳飞遇害后痛悼不已。

岳家军是一代精英的风云际会，他们乘时而起，应运而生，在存亡之秋砥柱中流，碧血丹心撑起了南宋王朝的百年江山，高军费保障了岳家军的高战力，这支军队既有“憾山易，憾岳家军难”的雷霆之威，又有“饿死不掳掠，冻屋不拆屋”的严明军纪，更有“将和士锐，人怀忠孝”的崇高武德，不愧为中华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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