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见水就掉泪”的一位奇作家,又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从文家书》恰恰向世人掀开了这位奇才丰富情感世界的一角:关于一位“乡下人”的水性,恋水、爱水,自然也习染了水的品质:随物赋形、无所羁绊、宽
沈从文是“见水就掉泪”的一位奇作家,又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从文家书》恰恰向世人掀开了这位奇才丰富情感世界的一角:关于一位“乡下人”的水性,恋水、爱水,自然也习染了水的品质:随物赋形、无所羁绊、宽容而又不失柔韧。
沈 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早已成为文坛佳话。这位“乡下人”苦恋穷追四年,终以“喝甜酒”告终。外人都称道这段世间奇缘,其中甘苦,怕只有沈从文冷暖自知。其 间从文给兆和写了大量情书,据说达每天一封之多,但可惜战乱中大多散佚,仅余一二。从兆和日记中转载的一两简里,不难发现这位“乡下人”的痴迷与热烈,沈 从文俨然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在沈从文那里,一碰到感情问题,他似乎比平常人还要糊涂得多,单恋不得结果之下,甚至以“自堕”相胁,他为自己设定的另一 条路“更加刻苦做人”则显得勇气不足。从劫余情书来看,胡适先生的介入对张兆和确实有很大的触动,因为张当年毕竟还只是个豆蔻年龄的女孩,用她自己的话来 说,“还不懂得什么叫爱”,却遇上这么一个穷追不舍的作家老师,唯一的反应自然只有窘迫退守。在这件事上,沈从文也确实表现出一个“乡下人”特有的倔劲和 敏感,还有那么一点糅和了自豪的自卑。他在信中写道:“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 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又说:“易折的芦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作立起的 希望。”
沈从文终以他的才气,喝上了甜酒,并以此自慰一生。称一生中“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 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新婚不久,沈从文又作别还乡,途中写了大量的家信,书中编成“湘行书简”,散文名作《湘行散记》据说即在这基础上整理出 的。其中对水乡风物的素描,鲜活得跃于纸上。辗转于河渡之间,以船舱为寓所,他兴奋得“每天可以写四张”纸的家信。因为在他看来,“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 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此时的沈从文,正值春风得意,又似池鱼回渊,自然有说不出的喜 悦,有写不完的话题。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跟一大批知识分子一起不得不逃亡南方。张则因诸多不便留守北平。在当时家书抵万金的战争年代,张兆和自称成了全北京最富有的人。 但这些信后来大多毁于战乱中。有意思的是,张兆和的信里,几乎每封必谈家中收支情况,并责备从文“不知节俭”,经济上的困窘可见一斑。而沈从文则显得非常 超脱,从不言及钱,依旧闲云野鹤一般。后来,张兆和因为种种不便不愿南下,就大大触发了沈从文心底的自卑:“我自己原来处处还是个‘乡下人’,所有意见与 计算,说来都充满呆气,行不通的。”沈从文就一直这样摇摆于悲观性格的两极,一方面抱守乡下人的孤陋,另一方面又自豪于乡下人质朴透明的生活方式。像是从 武陵源出走的一个闹市隐者,沈从文与他的时代和社会自觉保持着一种距离,并自足于他的心灵世界——就是翠翠生活着的那个边城小镇,在那里,美的事物虽终不 免被毁灭,但总有水雾朦胧,有那么多透明如水的湘西妹子……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的突然失语近于疯痴,从他的这点性情来看,也当是意料中的事。
事实上,从一九四八年开始,他就感到“倦”了。一个大动荡时局的颠覆新生很少能从他的家信中折射出来。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反应的话,就是沈从文所说 的,他“累”了,“病”了,当然实际情形是,累是心理上的,病是精神上的。沈从文自动终止了他视为生命的文学创作,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的讲台,内外交困, 一时近乎于精神失常。他在信中写道:“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他极敏感的性格仿佛 早就预感到了风暴的来临。他认为自己向来知道“人不易知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我实在应当迎接现实,从群的 向前中而上前……就通泛看法说,或反而以为是自己已站立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仆,也还站得住。可是我已 明白当前不是自己做英雄或糊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如何在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我要从动中将一切关系重造。”在这一痛苦的自我 蜕变过程中,他感觉正慢慢地“失去自我”。最后,他“在把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
从那时开始,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沈从文开始了反诸自我的自觉“改造”。五一年他响应党的号召,赴川参加土改,与人民打成一片,直到后来,又成为中 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员,专事研究服饰,写出了赫赫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一代文人后来的遭遇,善良如老舍者弃身投湖,奇才如张爱玲孑然去 国客死异乡,而沈从文终能以一文史研究员苟全,成就“无用之用”,幸与不幸,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8.50元)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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