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孩子的课后班

文/王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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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戚大帅所赐，“倭寇”的事业一败涂地，闽浙呆不住了，葡萄牙人只好再次回到广东。

想在广东做生意也不容易，毕竟已经上了大明的黑名单。可能在中国沿海混的久了，对大明的潜规则有所了解，这次“鬼子”选择了装孙子。

其实，海禁不仅坑“鬼子”，也坑“爹”。沿海各级政府从前多少能从合法或不合法的贸易中获取一部分收益，可嘉靖的偏执彻底断了财路；沿海居民也一样，以前虽然生意不全合法，但有钱可赚，待海禁日趋严厉，小日子就难过了。所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冲突之后，双方都想静静——什么都没挣钱重要，还是坐下来谈生意吧！

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

为了能获得贸易机会，葡萄牙人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不再自称“佛朗机”（真机智！）。朝廷的世界地图还停留在郑和时代，轻易就被骗了；广东的官老爷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守规矩，合法纳税，生意还是可以做滴。就这样，中葡贸易在广东半合法化了——“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

葡萄牙人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扩大在华贸易，他们急需一个类似于双屿的中转站。最开始他们聚集在浪白澳，之后生意越做越大，葡萄牙人看上了澳门。为了能得到澳门的居住权，葡萄牙人拿出了在中国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行贿（“鬼”算看透“人”性的弱点），他们贿赂了当地官员，以“借地晾晒”或“以贮货为名”赖在了澳门。对待一群遭遇海难的外国友人，广东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鬼子们在澳门“暂时”居住，而且不用办暂住证。

当然，大明仍然享有澳门主权，葡萄牙人只是“暂住”而已。自1557年（普遍的说法是1553年）葡萄牙人移居澳门以后，澳门就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商港，葡萄牙商船从澳门出发，足迹遍布全球。澳门还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一扇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双方开始越来越熟悉，敌意也逐渐消散，“佛朗机”慢慢成为大明帝国可以信赖的“伙伴”。其后虽然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进入中国沿海寻求机会，但都没能撼动葡萄牙人在远东的贸易主导地位，直到鸦片战争爆发。

葡萄牙人移居澳门之后，大明朝廷的对外政策开始改变。嘉靖前期严厉的海禁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连年不断的倭扰不说，对沿海经济的打击也相当严重，国家在海盗的骚扰中已经精疲力尽。于是，嘉靖后期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对外环境，朝廷内部也不断涌现开禁或有限开禁的声音。

在朝堂争论之时，澳门已经迎来了繁荣。葡人的到来带来了繁盛的贸易，也为沿海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澳门在人“鬼”的共同建设之下一夜之间就繁荣了起来（不知道这会搞清楚“鬼子”吃小孩的事没？）。朝廷虽然已经得知这伙人就是“佛朗机”，但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而是默许了葡人在澳门的存在。

>>大三巴牌坊是1580年竣工的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是为澳门历史和宗教的见证者

不懂汉语的传教士不是好科学家

澳门的兴盛使葡萄牙人在东亚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还为另一群人提供了来到中国的机会——天主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

早在1556年，多明我修会的克路士修士就发现中国是最适合传教的地方，“中国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政府组织最完善，财产最丰饶”——克路士几乎赞美了中国的一切，甚至包括裹足和乡间的流动戏剧，但是也觉得人们“毫无怜悯”，并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人引导他们信仰上帝......总之这什么都好，要是能皈依天主就是人间天国了！

受克路士和佩雷拉的影响，传教士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这些“洋和尚”基本上都是多才多艺，除了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信仰外，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体系，“鬼子”的奇技淫巧开始跟随传教士进入中国。

>>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合伙人徐光启（最高担任明朝的内阁次辅，相当于副总理），两人合译了《几何原本》

最初的传教还是不被允许的，但在利玛窦来华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迎来转机。

1582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肇庆，为两广总督陈瑞献上了自鸣钟和三棱镜，这两个“洋玩意”一下就打动了总督大人，传教士被允许来到内地传教。这之后，传教士开始蜂拥进入澳门，澳门的神学院甚至将汉语纳入必修科目，澳门一时被称为“东方的梵蒂冈”，而传教士也成为中国众多领域的顾问，并长期垄断某些领域。

利玛窦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传教士，他在1582年应邀来到澳门，1610年殁于北京，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为天主教和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发现让中国人彻底放弃尊孔和祖先崇拜是不现实的，所以他的传教相当灵活——首先，他把“God”翻译为“天主”，然后他本人开始穿戴成一个中国人的模样，并且规定中国人皈依之后仍可祭祖。对于孔子，他认为“他是异教徒哲学家，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利玛窦还发现，这个国家虽然是皇帝的土地，但实际权利却被一群“学霸”（和科举相比，高考实在小儿科）垄断着，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这些都保证了社会的和谐。

这里虽然拥有很多巧夺天工的技术，却缺乏类似西方的科学体系，导致科技一直徘徊在技术层面而不能进步。如果想让天主教在这里能够更好的传播，就必须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西方的科技力量。于是，利玛窦制作了一份带注解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并翻译了《几何原本》。在到达北京之后，他向万历皇帝进献了自鸣钟、地图和洋琴，见多识广的皇帝也被这类东西打动了，于是下令允许利玛窦在北京长住。

>>有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我们不用再给“鬼子”们胡乱安家了

到利玛窦去世的1610年，北京已经有了200多位天主教徒，其中不乏王公贵胄。

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大多继承了他的方法，科学和宗教手拉手来到大明朝。

1605年，耶稣会修士鄂本笃从印度出发沿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这位仁兄功劳大大的，因为当时很多人还认为大明并不是马可波罗口中的“契丹”，从中国往北还有更富有的国家（鬼子真是贪得无厌）。他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中国就是“契丹”，为“鬼子”们省了不少船票钱。不过他来了没多久就去见天主了。

在他之后，意大利籍耶稣会修士熊三拔于1606年来华，协助钦天监修订历法，开创了钦天监的外国传教士时代。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传教事业

虽然传教士们混的风声水起，但奇怪的相貌和独特的教义还是引来了误会。

1616年，南京礼部尚书沈榷三次参奏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虽然天主教和白莲教在官老爷眼里却都是“鬼鬼祟祟”的异类，但两者勾结的画面实在难以想象。问题的重点在于，白莲教是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和他们扯上关系都好过不了。

虽然朝廷已经弄明白了葡萄牙在哪，但是对“鬼子”天然的鄙夷和敌视并没有完全褪去，于是朝廷作出了驱逐教士的决定。北京的天主教徒徐光启上书辩驳，但仍没有为天主教传教士洗脱嫌疑，熊三拔等人被驱逐回澳门。这就是著名的南京教案。

但是，天主没有放弃天主教徒们。

南京教案后不久，东北的后金崛起，大明朝堂上的“学霸”们不能依靠一张利嘴骂退女真骑兵，传教士带来的火枪、火炮却能。于是，传教士们又得以在中国继续传教，当然了，业余时间要帮着明朝制造武器。

>>明军“佛郎机”炮复原图，该炮具有可拆卸的“子铳”，可预先装填弹药，以实现连续射击

早在与“佛朗机”的冲突中，大明官兵就发现了“鬼子”武器的优势，并开始大量仿造。到明末，明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和国际高度接轨了，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人，还需要威力更大的武器。于是，红夷大炮之类的高精尖武器通过澳门引进中国。

“鬼子”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果然不一般，一座小小的宁远城靠着几门大炮愣是打退了女真兵，还轰死了努尔哈赤，“鬼子”们为大明的国防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是，传教士们也许不会想到，被他们制造的枪炮打得死伤惨重的女真人很快会成为这块土地的新主人，而鬼子们不得不学会和他们打交道，原本已经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将再次封闭。

但是，沟通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会轻易关闭，无论是血肉横飞的明末还是闭关锁国的大清，人“鬼”间的故事还在延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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