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真答 20150723期

首先，明确一下“乌鸦”的定义。乌鸦是鸟纲鸦科鸦属的多种鸟类的统称，北京常见的“乌鸦”范畴的鸟，包括寒鸦、秃笔乌鸦、小嘴乌鸦、大嘴乌鸦等。几个物种加起来，构成了庞大的“乌鸦”群，其中还可能混有部分喜鹊和灰喜鹊。几种鸦属鸟类习性相近，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在这里将北京那视觉观感上“黑压压一片”的鸟群统称乌鸦。

根据经验以及动物学家的调查，在城区中，乌鸦主要出现在冬季，清晨大致沿北京中轴线往奥林匹克公园飞出城区，傍晚再飞回城里。我们画出了北京市内的“乌鸦地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单长安街一线，公主坟-五棵松一线、北师大附近、几大商业区和市中心公园，都是乌鸦的聚居地。其中，最夸张的要数北师大附近的学院南路的“天使路”（你猜为啥叫这名儿？）每到冬季傍晚，鸟屎从天而降，蔚为大观。

▍乌鸦在清晨沿着中轴线往奥林匹克公园方向飞出城区，傍晚再飞回城里

影响鸟类在城市内分布的原因非常复杂：植被、温度、人类活动。西方的研究显示，植被覆盖影响城市鸟类分布的50%以上。秃笔乌鸦、大嘴乌鸦和寒鸦都是城市的高大树木、楼顶和电线杆子的爱好者。街边的行道树、公园和校园的树木为乌鸦提供了很好的栖息地。另外，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热岛效应，城市中心比城外温度更高。乌鸦冬季主要寻找玉米等粮食以及城市垃圾，白天出城觅食，夜间飞回市中心以躲避郊区的寒冷。

夏季农熟的5到8月，同时也是乌鸦的繁殖期。乌鸦在此期间主要捕食蝗虫、蝼蛄、金龟甲以及蛾类幼虫等，这些食物主要出现在城郊农田之中。另外，夏季不论田野间还是城区中，温度都较高。因此在夏季，多数乌鸦会迁移到郊区，“天使路”的壮观景象也就大打折扣了。

但这依然难以解释为什么乌鸦只群聚在老城区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城市中其他有植被的地方。这就涉及到文化传统与老城构造的问题。

至少在清代，北京就已经存在庞大的乌鸦群了。晚清遗老徐珂编写的《清稗类钞》中记载，“太庙多鸦，每晨出城求食，薄暮始返，结阵如云，不下千万，都人呼为寒鸦。民间学塾，往往视为散学之侯。”

首先，满族人有“鸦鹊崇拜”的情结。最初，在萨满教的体系中，乌鸦和喜鹊本就是图腾崇拜的对象。其后有满族传说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战场上遇险，由于一群乌鸦落在身上打了掩护，得以逃命；也有传说称，喜鹊用类似的方式救了爱新觉罗氏祖上范察，因此满族人对乌鸦和喜鹊的崇拜更上一层楼。北京故宫中现在仍然有“索伦杆”，上面放置犒劳乌鸦和喜鹊的肉。北京老城曾经是满人聚居的地方，旧日满族人家院内多有索伦杆，清朝城内即有乌鸦大盛，延续至今。

另外，乌鸦是杂食性动物，对腐肉和城市垃圾颇能接受。王府井、西单等地长久以来是商业聚集地，太庙有祭牲，北师大更是被“铁狮子坟”“小西天”和“北太平庄”围绕，曾经是满清贵族额尔克戴青家族墓地。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这些地点乌鸦泛滥也就说得通了。

实际上，北京城区鸟类中和乌鸦匹敌的优势种是麻雀，不论数目还是分布范围，都不低于乌鸦，冬季数目更为增加。但由于麻雀个头小、分布比较分散，以及文化上（和粪便量上）的原因，一般不如乌鸦惹眼。城内喜鹊数量也不少，但同样较为分散。

纵观世界，乌鸦多的城市不止北京一个：全世界的北方城市——从伦敦到莫斯科到日本美国多地，或多或少都有“乌鸦问题”。甚至东南亚的新加坡都被乌鸦困扰。新加坡的乌鸦最初由英国作为“清道夫”引进，由于缺乏天敌数量暴增，而且向来有野蛮的名声，曾发生多次“鸟袭人”事件。洁癖的新加坡人们甚至用上了“激光射鸟”的这样的极端办法。

▍俄罗斯的乌鸦群

以上这几种蔬菜全部来自单子叶植物纲天门冬目石蒜科葱属的三个物种，即韭（Alliumtuberosum）、大蒜（Alliumtuberosum）和大葱（Alliumfistulosum）。

韭是东亚的特有蔬菜，原产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史。《诗经•豳风》有“四之日献羔祭韭”。《礼记•王制》也有“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都是说平民要在春天用韭菜和鸡蛋祭祀，流传至今就是“韭菜炒鸡蛋”了。

▍一把韭菜

众所周知的，韭菜又称“懒人菜”，这是因为韭和多数葱属植物一样，有鳞茎和地下走茎，是典型的宿根植物，割了一茬又一茬。同时，这也意味着韭菜在遮光栽培下也能靠营养储备萌发出缺乏叶绿体的黄化叶片——这就是韭黄。

▍一把韭黄

青蒜、蒜苗、蒜黄、蒜苔，都来自大蒜。这种植物原产中亚和波斯，西汉张骞第二次出西域引入东亚。张华《博物志•卷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番石榴、胡桃、胡葱、苜蓿、胡荽”，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蒜篇》也有：“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

大蒜可食用部分很多，通常说的“蒜头”是它们的地下鳞茎，其中的“蒜瓣”常被称作“小鳞茎”，但其实是膨大的腋芽。这种用芽储存营养的方式在植物界比较少见，所以很多人不能指出蒜瓣是什么器官。

▍大蒜头和其中的一个蒜瓣

青蒜和蒜苗这两种称呼在不同的地方非常混乱，通常来说都是蒜的叶片和叶鞘，只是在有些地方还要区分刚萌发的蒜叶和已经成熟但尚未结出地下鳞茎的蒜叶；蒜黄与此二者的关系就如同韭黄与韭菜的关系，是大蒜在遮光情况下长出的黄化叶。

▍种子萌发的蒜苗

▍水培蒜瓣出的蒜苗

▍农田里栽培的蒜株，基部尚未长出鳞茎，外观非常像葱，但叶片是带状，与葱的管状叶区别很大

▍蒜黄，仅从外表上与韭黄很难区别

“蒜苔”其实是“蒜薹”的讹写，“苔”指贴地生长的矮小植物，“薹”指草本植物在开花时抽出的长条，这也就解释了蒜薹的本质：大蒜的花序轴。蒜薹顶端那个小骨朵就是尚未绽开的伞状花序。但是在很多地方蒜薹都被称为蒜苗，这就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散放的蒜薹，这些骨朵装的就是包在苞片里的花序

大葱和韭菜一样源自中国，相比其它葱属植物，大葱缺乏膨大的鳞茎，叶鞘包裹成束，并因缺乏叶绿体而显出白色；青葱是指大葱绿色的部分，但更多地是指转瞬即逝的青春时光，尤其是上山下乡的“青葱岁月”。

▍一棵大葱，靠近基部的白色叶鞘和其中包裹的茎就是葱白

但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菜市场上的“小葱”、“香葱”，它们既可以指大葱较细小的变种，常又称为“分葱”，也可以指葱属里完全的另一个物种虾夷葱（Alliumschoenoprasum）。后者是唯一一种同时原产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葱属物种，在外观上与大葱很像，但具有强烈的分蘖能力，往往长成一丛。这种植物除了用作烹饪佐料，还是常见的观赏花。

▍一把烹饪用的香葱，可能是大葱的细小变种

▍虾夷葱的叶和花

最后，葱属物种当中还有很多常见的烹饪材料，比如洋葱、韭葱、小蒜、火葱等等，以及它们千变万化的亚种、变种、栽培种和杂交种——这个属的物种多达1250种左右，考虑到各地混乱的口语叫法，真的是一本算不清的乱账。

这个问题更精准的提问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流行四轮畜力车？

实际上，中国古代是有四轮畜力车的，但是相对于两轮畜力车，四轮车的流行范围和数量都很小。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没能解决四轮车的转向问题。

▍《天工开物·舟车》所记载的合挂大车（骡车）图

与我们通常认为“两轮车比四轮车构造简单”这种想法并不一样，在现实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到四轮车甚至要早于两轮车的出现。在两河流域、欧洲的考古发掘均表明，大约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出现了四轮车。这种车一般是用来驮拉货物，而且因为一系列技术特点只适合牛来做牵引畜力：四轮的车比较笨重，车轮是实心的，车身也比较大。这种车子可以承受较多的重量，但无法经受高速运行。当速度加快时，车子可能会失去重心而翻倒；车轮容易破裂；特别是装有四个轮子的车子无法做到高速转弯。这样的车轮很适合用牛来拉，因为牛耐力强，但速度慢。直到两轮车和车辐技术出现，车的重量与灵活性都有了大幅提高，马这种耐力小速度高的牲畜才做为牵引车的主要畜力。

▍古代双轮马拉战车

车辆的转向灵活度在转向技术发明前，与车的轮轴技术有很大关系。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早期车轮的形式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车轮是与车轴固定在一起的，车轮中间的孔呈正方形，车轮与车轴一起转动；此类车轮主要分布在瑞士及德国西南部，在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也有发现。第二类车轮被安装在车轴上转动，车轴本身则是固定在车底下不动的，车轮上的孔呈圆形；此类车轮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东欧草原及欧洲西北部。这两种技术哪一种更早并没有定论，但从车辆之后的发展历史看，第二种成为了技术主流。两个轮子各自独立绕轴旋转的轮轴技术应用在双轮车上可以让车辆在高速运动中轻松地转弯，这使得车辆更加灵活，于是双轮马车走向战场，成为古典时期各主要文明的主要作战工具。

▍罗马的四轮运输马车的浮雕，出自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罗马帝国时代

现位于奥地利克拉根福的罗马帝国时期的浮雕表明，当时的四轮马车已经有了转向机构，但是是否和后来的技术有承接关系，学者们无从考证。根据当时拉丁语中有关车辆技术的词汇大量来自凯尔特语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公元前1世纪左右凯尔特工匠们就已经发明了可转向的前车桥技术。这项技术的意义是，四轮车的四个轮子不在只是固定在两条平行线上，因为这使得单侧的两个车轮永远都只能在一条直线上，无法转弯；而可灵活转动的前车桥将一个四轮车分成了两个两轮车，前后车轮都能实现转向。但是随后到来的中世纪，这项技术似乎很大程度上失落了。到了12世纪，意大利的罗马人再次重新开发了可通过轴转动的独立前车桥的四轮车转向技术，再加上金属弹簧或者皮带等方式的悬挂技术出现，四轮马车的灵活度和舒适度都大大增加。此后，在欧洲频繁的战争中灵活的四轮马车成为辎重运输的主力：它运量大，转向灵活，还有简单的悬挂系统，是军队运输最理想的工具。四轮马车大量生产既满足军事需要也满足民用需要，于是很快普及开来。

▍四轮马车的三视图

中国的马车一开始就以十分成熟的形态出现在考古遗迹之中：在殷墟二期、三期遗址中我们能够看到独辕双轮双轭的车，这种车的形态在车辆技术史上都已经是非常稳定的成熟型态，它与同时期稍早的赫梯人、埃及以及欧洲人的双轮车都十分相似，比较独特的是中国的车轴位于车厢中部，而西方的车轴多位于车厢的后部。然而我们在更久远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只能发现车饰、马饰遗物，还没有发现完整的车辆遗存，所以我们仍不清楚殷周时期的双轮马车到底是中国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自两河流域、中亚传播到中原地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最早的文化遗址中，四轮车并未像在西亚欧洲的文化遗址中那样与双轮车并行存在。中国的车辆技术在两轮的大路上一直发展下去。在较晚的书画作品和技术图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四轮马车出现，但是它的四轮与西方最早的四轮车一样两个车桥都是固定的，没有前转向架，因此也只是用来拉货的四轮平板车，没有发展出后来的四轮乘用车。

▍典型的古埃及战车

▍根据殷墟M1613复原的商代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