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追求完美是种病

文/李砍柴

在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正义”的课堂上，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的思考：“究竟做什么才是对的？”

桑德尔教授擅长通过形象的例子拷问学生，直到学生发现自己之前的道德观在桑德尔教授不断地对比和假设中陷入矛盾，从而引导学生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在迈克尔•桑德尔被引进到中国出版的《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他再次沿用了这一传统。

桑德尔举例称，美国有一对失聪的伴侣主动寻找一个家族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赠者，最终成功生育出耳聋婴儿，这一行为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大家的谴责。而同样是定制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一对不孕的夫妇登出广告寻求卵子捐赠者，并对捐赠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商提出严苛的要求，这则广告为什么没有引起公愤？

如他的授课方式一样，桑德尔同样是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与康德的绝对道德主义的对比之中来质疑基因干预的正义性。从功利主义来看，由于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结果，生育耳聋婴儿的伴侣是不对的，登广告寻求优质卵子的父母则因为不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而被认为无可厚非。而在道德绝对主义者看来，这两种行为同样属于基因干预，性质一样。

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但由此引发的却是桑德尔进一步的诘问：“就算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父母订制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此种举动是否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呢？”

桑德尔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自1883年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天生优良”的概念之后，优生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欧美很多国家得到推崇。然而在20世纪初，优生学却因缺乏道德的引导而逐步走向极端。1907年，印第安纳州通过第一条强制精神病患、受刑人和贫民节育的法律；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绝育法律符合宪法的议案。而从1930年代开始，希特勒更是将优生学变成其种族大屠杀的理论武器，使得优生学更为臭名昭著。

从20世纪末开始，优生学蒙上自由主义的面纱，卷土重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推出的优生政策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一方面鼓励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结婚生子，另一方面以一定的奖励来鼓励没有高中文凭的低收入妇女绝育。在中国一些学者的建议中，也包括首先放开富人、高学历人士生育二胎的内容，这实际上仍是优生学思想的变种。

此外，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开始讨论通过基因改良来增进孩子智力、运动、艺术天分。1998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马里奥•卡佩奇及其他杰出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谈论如何让基因改良的研究被大众接受。这次事件登上了当时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头版。

桑德尔认为，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来自“缩小的集体抱负”，对于文章前边所提出的诘问，桑德尔给出的答案是：“即使不会伤害孩子或是减损他的自主权，优生学父母给子女的养育还是会遭到反对，因为这不仅传达出，并且确立了一个对于世界的特定立场——一个征服和控制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没有尊重人类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赋特质，也错失了跟上天所赋予的能力持续协商的那部分自由。”

桑德尔的哲学思想似乎能在古老的东方哲学中找到呼应。老子《道德经》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陈鼓的解读为，“他（老子）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规律（‘道’）运行发展，其间并没有人类所具有的好恶情感或目的性的意图所在。在这里，老子击破了主宰之说，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的状况，并以这种状况来说明理想的治者效法自然的规律（‘人道’法‘天道’的基本精神就在这里），也是任凭百姓自然发展。这种自由论，企求消解外在的强制性与干预性，而使人的个别性、特殊性以及差异性获得充分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赵汀阳在为桑德尔所写的序言中也就此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对于古代人来说，完美是个完成式的概念，上帝或自然就是完美的标准和榜样，人之所思所为都必须符合自然，才有可能接近完美。现代却把观念与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要求自然符合观念，完美就势必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开放概念。根据人的观念去修改自然，意味着人能够定义什么是完美的而无须听从自然，这正是人类试图自证其神性的追求。当事情失去了自然的外在标准或者参照，人就反而无从知道什么是完美了，对完美的想象和追求变成了一种无边的自由冒险。”

桑德尔的质疑还包括某些追求完美的教育方式：“我们这个年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无法理解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他们的观念和优生学近似到令人不安的程度。”

在中国有一个虽然备受争议却经久不衰的口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果说在中国，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才开始追求完美，那么已经开始讨论通过基因改良来增进孩子的智力、运动、艺术天分的欧洲和美国，在实施优生政策的新加坡，不平等的起跑线在孩子还未出生就已经划出来了。通过基因改造过的“完美婴儿”，他们不需要付出过多的努力就能达到普通人所不能企及的起点，如果这种优生技术在中国得以应用，真是难以想象多少家长会为之疯狂。

病态化的追求完美以及因此引发的道德悖论，也体现在竞技体育领域。随着更多的个体基因组测序的开展，科学家将着手检测能够真正区分世界级顶级冠军和一般运动员的稀有基因变体。东京获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我们有必要再次讨论，基因改良奥运时代真的来临了吗？《奥林匹克宪章》称，“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随着基因改良的介入，如今的奥运会和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相距多远？

在《反对完美》的扉页以及在最后的结语中，桑德尔提出，这本书是献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的，正如他所说：“他们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完美了。”这让笔者想起自己的一个大学朋友的故事。他的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友曾经非常认真地对他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你个子不高，身体不好，还来自农村，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生下来跟你一样。我要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个贵族，要会弹钢琴、会跳舞……”后来女友果然和他分手了，和一个高大健壮多金的男子结了婚，生下来的女孩果然玲珑可爱。只是听说这个男子脾气不太好，夫妻两人经常吵架，朋友的前女友只好将更多的爱投注到女儿身上。听完这个故事后，我不禁为这个拥有良好基因的小女孩叹一口气，并由衷地感到，亚当和亚伦是多么地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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