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人用脚丈量世界，我们用什么？

文｜齐群

人类各主要文明在其早期阶段虽然差异显著，但在度量问题上却几乎都采用了最自然方便的办法：用自己的身体去量。在西方世界，“foot”（英尺）这种距离单位的存在，就是身体测量法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在汉语中也同样存在，只是不像西方语言里那么明显。在古篆体字的“尺”和“寸”中，我们一眼就能它们各自的含义：“尺”就是拇指、食指伸开的长度，寸则是腕口下一指的位置。西方人用脚，东方人用手，都在以自己的身体，丈量世界的深远与宽广。

▍尺与寸

然而，类似的开头并不一定通向相似的结尾。在东西方度量衡的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差异便是：欧洲的单位普遍在进入近代时才开始统一，中国的度量衡却很早就走上了标准化的历程。在市面常见的历史类书籍中，“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更被史学家视作他的一大功绩。而东西方度量衡发展史的不同，反映的也正是东西方政治的巨大差异。

单位的长度

当然，在原始的身体测量时代，东西方的度量单位也都是驳杂缤纷，难以统一。在西方，早在古罗马时代，凯撒便规定：所谓的1罗马里，就是罗马军团行军时每1000双步走出的距离。传说查理曼大帝将自己的足长定为1英尺。到了16世纪，德国人还在星期日礼拜结束后，计算教堂里随机走出的16名男子足长的平均数，作为1尺的长度。

可想而知的是，人类的足部本来就大小不一，用脚丈量出的单位也因而难于标准化，其变异程度令人乍舌：到法国大革命前，全国各地竟有多达约25万种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精确的度量根本无从实现。

在东方世界的早期，类似情况也相差不远。在先秦社会，大家用双手的长短来充当度量工具，结果古籍中有所谓“布手知尺”、“布指知寸”的记载。当时的一尺可能只有现在的一拃长（约16厘米），一寸只有人一根手指的宽度（约1.5厘米）。为了方便使用，人们还在此基础上以十进位制订了分（十分之一寸）、丈（十尺）、引（十丈）等单位。

先秦古籍中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长度单位，比如咫，表示“中妇人手长八寸”；寻为八尺，相当于人伸开双臂的长度（“舒肘知寻”）；其他还有仞，一寻、八尺（有人认为舒臂八尺为寻、人立八尺为仞）；常，二寻、十六尺；索，十寻、八十尺。这些五花八门的长度单位，在使用中引发的混乱也不难想见。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面对当时的长度系统都难免会感到难以招架。

用手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在用脚丈量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把自己的双手晾在一边。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用“肘尺”（又译作“腕尺”）作为长度单位，大约是伸开前臂从肘关节道中指尖的长度。这一长度单位的流传相当广泛，影响到了其后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在古埃及文字中，出现了表示长度的前臂符号；在古希伯来，连神圣的宗教用品——《旧约》中的约柜——的大小都是用“肘”做单位。

在英国，原始的长度单位也是“指”、“掌”和“噚”，10世纪时英王埃德加以及拇指关节之间的长度为一英寸。达芬奇的名作《维特鲁威人》就是要表达人体各个部分之间完美的长度比例，用人体作为度量常数。

▍达芬奇：《维特鲁威人》

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中国人的手伸得更远。我们的祖先的双手不但被用来测量距离，还承担着称量世界的重任。在中国，容积单位的开端就是以手捧米。

先秦时代，一手的容量为“溢”，双手的容量为“掬”，一掬就是一升。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了众多的容积单位：4掬（4升）为“豆”，4豆（16升）为“区”，4区（64升）为釜，2.5釜（160升）为“薮”，2.5薮（400升）为“缶”，2缶（800升）为“钟”，2钟（1600升）为“秉”，1秉为16斛（100升）。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开始的溢、掬与手有关外，其他单位都是可见实物的容器，如豆、缶、釜、钟。

可想而知，这个双手丈量出来的世界并不精准。本来人体的差异就很大，“中妇人手长八寸”这种模糊而荒谬的定义方式便是突出的例证。同时，一直到秦国实现统一之前，东亚地区都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诸侯国各自为政，各地度量衡的差异也因而非常突出。秦国以“升”常用的度量单位，齐国用的则是“豆”、“区”、“釜”、“钟”。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相互抵牾，换算麻烦，货物难以沟通。

而现代人要是想依靠古籍还原先秦时代复杂的度量衡体系，就会遇到更加难以应付的麻烦，因为各种古籍记载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尔雅》、《大戴礼记》、《考工记》对长度、容积单位之间的数值关系记载相互矛盾，版本迭出。一个现代人如果想探究那个先秦人民双手度量出来的世界，立刻就会感到一头雾水。

但这个“参差多态”的世界，很快就将伴随着秦王扫六合的风暴而走入历史。

模糊的统一

与中世纪欧洲近似的是，东亚各地在春秋以前都是小国寡民，度量衡主要是当地交易时使用，标准不统一尚无大碍。但随着长期战争的到来，中国的传统封建体制很快瓦解，集权化的风潮席卷各国，国家机器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也突飞猛进。在战国时期的集权化国家里，不标准的度量衡实在不敷使用。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迅速膨胀的国家机器，此时都需要有强力高效的税收工作才能运转，而这必须以明晰统一的度量衡为前提。有趣的是，在这场统一度量衡的“税备竞赛”中，改革最有效、影响最深远的国家就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秦国。

秦国度量衡改革的领导者，就是以“废井田开阡陌”成就东亚历史剧变的商鞅。不过，他虽然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天辟地，但在度量衡方面，他开创的新度量衡标准仍然还是以人体为基础标准，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限制。

商鞅真正的突破是，他明确规定一升的容量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从而将互不相干的长度与容积单位统一起来。此外，与追求自然、简便的原始度量不同，商鞅的度量衡制度是法家思想的充分反映，力求在相当原始的技术、生产水平下，大幅提升国家行政的精准与效率。

▍商鞅铜方升

除了制定过程之外，这种新度量体系的推广和使用，也是依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通过颁行全国统一的官方度量衡器具，秦国国内的度量标准遭到了强制统一。

商鞅任“大良造”时，亲自督造一批制作精良的铜方升颁行全国，用以测量缴税的粮食。手捧的空间与手指的宽度第一次在铜方升中相遇结合。百年之后，秦始皇将商鞅规定的度量衡推广到已经统一起来的整个秦帝国，就连标准的量器都没有改变。在集权的铁蹄之下，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得以推广到全国。

▍高奴禾石铜权，上面铸刻了战国时初造说明、秦始皇诏书、秦二世诏书三段铭文，历经百余年，是秦国统一度量衡的见证者

秦灭以后，汉承秦制，西汉初年在度量衡方面没有进行什么实质改变，而汉代实际的行政管理者——中下层刀笔吏，与商鞅的法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较而言，长期处于封建制下，税收制度建立较晚的欧洲，自然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动力来统一度量衡。两千年前即遭遇大一统的东亚世界，便因此而颇为超前地走上了度量衡统一的道路。

黍米治国

情况在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新的改变。独尊儒术后，“天人感应”的哲学观盛行，帝国政治必须要建立在一套超越性的政治伦理之上，商鞅式简单直接的国家暴力开始不合时宜，其依靠国家机器强行规定的度量衡制度自然也显得过分粗暴，令汉儒感到难以接受。

同时，从现实考量，秦朝铸造标准器的做法也存在问题：时间长久之后，标准器或腐坏或遗失，度量工作便会遇到困难。人们需要一个更加抽象通用的手段，既能像手脚一样随用随取无遗损之忧，又能像标准器一样实现统一的度量衡体系。

儒生们想出的高招，就是用音律和黍米代替了参差不齐的双手。

西汉末年的王莽，作为儒生世家政治集团的代表，试图用极端的理想主义制度设计，颠覆秦汉相因二百余年的法家治理体制，结果一败涂地。其间，他命刘歆等学者按照儒家经典设计度量衡制度，而在刘歆与诸儒校订的经典中，《尚书·虞书》中就曾记载“乃同律度量衡”，但并没有实际操作方案。刘歆等人便以能够发出黄钟律宫音的律管为基准，开始复杂的度量衡设计。

▍王莽

在新的度量体系中，儒生用黍米与音律相互校正的办法，以确定音高的律管和黍米为中介，同时确定了长度、容积和重量三个方面的度量单位。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前现代时期，这种做法相当超前。而作为王莽新政的一部分，这套体系竟通行下来，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度量衡体系。

在具体操作中，“律管”是用以校订乐器声音高低的双开口管子，它的物理学特性是：管径不变，则发音频率与管长的四倍成反比。那么用一只管径确定的律管吹出黄钟宫音，则管子的长度就是确定的，故而黄钟宫律管理想型应是一个长度、口径固定的管子。

而选择黄钟律的宫音，就是因为在儒家的音乐技术上它是确定其他音律的起点，相应的在自然哲学中黄钟宫就被附会是万物的起点，自然含有皇权的味道。刘歆考订古籍经典记载，确定黄钟宫律管长为九寸、口径三分。

▍古籍记载中的律管与出土实物

在长度上，刘歆选择了黍米——就是我们常说的黄黏米——来作为度量标准。这是一种耐旱作物，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但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刘歆下令将各地黍米集中起来，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他们的长度、体积、重量，最终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以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米（可惜他并没有记载是哪种黍米），1粒为1分，10粒为1寸，90粒合黄钟宫律管长9寸，100粒为1尺；一黄钟宫律管的容积是1200粒黍米，记为1龠；1200粒黍米的重量为12铢。

▍黍米

在此基础上，刘歆确立了度量衡的单位及数值关系。长度单位是：分、寸、尺、丈、引，均为十进位；容积单位是：龠、合、升、斗、斛，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权衡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各度量单位的换算

这种数值安排虽然有穿凿之嫌，但其构想确实精妙。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度量衡的定制起点脱离了用身体部分直接感性丈量世界的状态，改用更加稳定、抽象的声音频率与现实的黍米共同校定，这与后来法国人用子午线、现代人用光波来制定基础度量衡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

而在具体推广过程中，王莽制度的推广方式却与商鞅一样，靠制作标准器具来颁行全国。不过，既然能够让人制定出如此精妙复杂的度量衡制度，他的标准量器自然也比商鞅的更加精致。

王莽颁行的标准器是“嘉量”，合五量为一器，每一个代表一种容积单位。主体是圆柱桶，下部有隔层，隔层上方是斛量，下方是斗量；左右有双耳：左耳是底在下端的小圆桶，即斗量，右耳是下端隔层的小圆桶，上为合量，下为龠量。斛、升、合开口向上，斗、龠开口向下。

▍新莽嘉量

刘歆等人实际操作出来的这套“黄钟累黍”法，在低技术水平下，基本满足了前文提到的简易而准确的需求。人们只要按照“以黍累尺，以尺定律，以律度容，以容立重”四个步骤，就能复制出整套度量衡体系。

在此基础上，人们以长度测量天文、地亩、律管，定四时历法、土地分配、国乐；以容积收取实物赋税，定百官俸禄、朝廷度支；以重量铸造货币，定货物流转、钱币汇通。可以说，整个国家的重要制度，都承担在一粒小小的黍米之上。

不过，这种理论上精妙绝伦的度量衡系统，在现实使用中的精确性就与理论上相差甚远了。

倒霉的现实

“黄钟累黍”法确立的度量衡体系有着王莽改制中过于理想主义的缺点：它在理论上到处迎合先贤的理论主张，在现实中却不能精确的复原度量衡。本来律管定音就受到吹气松紧、温度、湿度的影响，并不稳定；律管长度、口径在古籍中的记载版本不一，人们对文字的训诂又千差万别；而黍米因为品种多样，又有横累、纵累、斜累等不同排列方式，所以人们很难直接就根据“黄钟累黍”法复原度量衡。

▍学者对不同种类黍米的实测数值

实际上，刘歆制定的度量衡到了三国时期就已经几近失传。当时乐工散亡，王莽颁行的标准器没有流传下来，曹操就命精通音律的河南杜夔重新校定乐器声调，而杜夔只能用当时民间尺作为乐律尺调音。

晋武帝统一后，又命荀勗重新校定八音失和的音律。荀勗重新校准了了杜夔的尺度，缩短了四分，定为乐律尺。然而当朝散骑侍郎阮咸就讥讽荀勗，缩短了乐律尺后使得音律变高，轻浮而不够厚重，是亡国之音。果然，四十三年后西晋亡于北方胡人。

而在东西方皆然的是，无论是罗马人的脚丫子还是东亚儒生的律管，集权化国家强力推行的标准器在草原民族的铁骑面前都不堪一击——而在后者眼里，度量衡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