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使人进步？——社会扩张的动力学

文｜辉格

社会向大型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历数各大文明，这一趋势确实普遍存在。早在约一万年前，文明摇篮新月沃地就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被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更是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鸟瞰杰里科城

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新巴比伦的人口已经超过十万，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新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庞大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繁荣都市背后是整个帝国的疆域和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和巴格达，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突破。

不过，以上扩张都出现在定居社会出现以后，这段历史在今天看来似乎漫长，但至多只占整个智人历史的5%，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处于邓巴数限制之下。

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导致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定居带来和平

答案或许是战争。

前定居社会的战争表现为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规模虽小，但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游团一级小型血缘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很少有经常性的政治安排能够抑制群体间冲突。

定居化使人类突破了这种血腥野蛮的状态。一战的西线战场就生动演示了定居带来的和平——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逐渐达成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的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

▍英德士兵在1914年到1915年期间往往私自停战，走出战壕互相游戏，这一系列的非官方休战被称为“圣诞节休战”

定居为何能带来和平？有关合作博弈的研究表明，博弈双方对持久交往的预期，将增进合作意愿，预期中的交往关系越长久，合作意愿越强，假如双方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交往，或者交往关系将在某个明确时间终结，那么背叛就成为最优选择——尽管与都选择合作相比，这给双方都带来更坏的结果。

可以想象，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社会，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定居者却相对容易做到；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帮助他们抑制相互间的冲突，还可以联合对付外来攻击者，或对其他群体发动攻击；关系一旦稳定下来，便在游团之上形成了部落或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实体。

不过，游动性社会并不是完全无法合作。游动群体的游动程度、路线都依赖于生存资源分布，当若干群体游动程度较小、路线相对固定，或围绕某些关键资源而频繁持久发生关系时，他们之间就或多或少存在稳定的相邻关系，并据此而发展出一些合作性安排。

典型如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桑人，每当枯水期来临，相邻的十几个游团会聚拢到少数几个尚有水可取的天然水井附近，而平时他们则依靠各自巡游范围内的水源。这种安排能够和平达成，离不开这些游团相对稳定的漫游范围和相邻关系；类似的情况，在干湿变化剧烈的热带草原畜牧者，和冬季草场高度稀缺的温带游牧者那里也可看到。

▍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在旱季利用空心的植物从井中汲水，取出的水再用鸵鸟蛋保存

战争的演进

和稳定相邻关系比起来，定居农业导致的战争形态变化，影响则要深远的多。

在前农业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驱逐或削弱对方，以便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存空间，抢劫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没什么东西可抢，同样，对于被攻击者，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捍卫。

与此相应，那时的主要战斗形式是伏击和偷袭，阵地战也有，但多半是仪式性的，就像集体约架，伤亡很小（这一点常误导早期观察者，让他们误以为前文明社会是相当和平的）；在伏击和偷袭战斗中，形势不利的一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跑，而不会组织阵地对抗。

非定居者的价值观与现代军人完全不同——逃跑无损于战士声誉，相反，死守或不利条件下坚持进攻则被认为是愚蠢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定居农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农耕者的生计全赖于庄稼、牲畜和存粮，逃跑很可能意味着饿死，所以在面临攻击时，不得不留下来捍卫家园。

可这样一来，攻防双方的地位就变得十分不对称——进攻者可以从容选择进攻时机和对象，形势不利可随时撤逃，一旦得手却收益极大；防守者不知袭击何时发生，又不能逃跑，输了失去全部，赢了却也得不到什么，假如对方来自游动群体，连报复的机会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无疑会激励出大量针对定居者的攻击。

想象一下早期农民的处境，身处一个毫无安全感的霍布斯世界，周围还有许多非定居群体。农业生产模式所必须依赖的存量财产则为自己引来越来越多的敌人，这一局面日益鲜明，如何保卫家园便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而在保卫家园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扩张就变得不可避免。

设防导致扩张

和此后的所有定点防卫者一样，农民首先作出的反应是修筑防御工事，并采取紧密聚居模式，形成设防村寨，这样在面临攻击时，全村男性便可迅速集结，组织抵抗。

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最初的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如杰里科遗址就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还挖了壕沟；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

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 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

▍以阿纳萨齐人建筑遗址而闻名的梅萨维德国家公园

为了严防死守，聚落居民甚至不惜牺牲生活便利——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正常的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

▍加泰山丘复原全貌与局部。这个定居点的特点是屋与屋紧密相连，屋顶作街道使用，出入口也设置在了屋顶

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就无法生存。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难以指望国家力量保护，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

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就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所谓宅基），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

▍福建土楼建筑

这无疑是对中国山水派文人的绝佳讽刺——他们所称羡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羽翼之下才见得到。

然而，修筑防御工事带来的高昂成本是传统小型群体无力负担的，而且定点防卫所必需的阵地对抗，也对人数提出了很高要求。

和伏击或偷袭战不同，阵地防御的有效性，常依赖于组织严密的密集阵列；假如阵列深度为四层（这相当于典型希腊步兵方阵的一半），一个150人的小型群体，其全部成年男性也最多只能排成一个宽度不足五米的阵列，即便是防御最小型的村庄，即便该村庄在多个方向上有着天然屏障，这样的规模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一旦就地防卫成为经常性的需要，超越邓巴数限制而组织更大型社会，就成了定居者攸关生死存亡的迫切任务；而一旦其中一部分群体这么做了，就会迫使其他群体也走向大型化，并且越来越大——当周围的其他群体加强防御后，保持原状的群体就成了攻击者的优选对象。

更要命的是，在一个霍布斯世界里，不存在好人与恶棍之分，每个防御者也是潜在的攻击者，出于防卫需要而建立的新型组织，同样可以用于攻击，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的群体，随时可能沦为听任宰割的羔羊。这样，最终幸存下来并扩张壮大的，是那些成功实现了大型化组织的群体。

幸运的是，在最初的定居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找到了有效的组织方法，帮助他们克服了相对于游动者的攻防劣势，否则，定居农业这种生活方式就无法维系下去，也就不会有此后的文明历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敬请留意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