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与回民指代的是同一群人吗?回族真的是一个外来民族吗?
文/盒子枪
和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不同,回族人因其特有的饮食习惯与风俗文化,往往在人群中显得独树一帜。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回族人口有1058万,在少数民族中列第二位。与排在第一位的壮族不同,回族人群分布极为广泛,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回族人群的活动身影——相信很多同学在过往的经历中,身边或多或少的出现过回族人。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除了那些严格遵守宗教习俗的回民外,有时候也可能无意中发现,一个身边和自己饮食习惯别无二致的朋友的身份证上赫然印着“回族”二字。难道“回民”有真假之分吗?(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看到这个问题很多同学不禁莞尔,因为这就好比问你为什么叫现在的名字,似乎是个伪问题。但也就是这个看似抬杠的问题,学界争议了数百年,民间对此也是说法不一。回族内部的说法是:回字“大口里有小口”,意在告诫人们要言行一致。这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口舌承认,心里诚信”相符合。历史上很多学者认为“回回民族”就是我国古代的另一支少数民族——回纥的后裔,这一说法延续了很多年;直到近代,关于回族族群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这一问题才大致有了一个定论:“回回”一词,只是“回纥”或者是“回鹘”的音转,但其先民却并非我国原住少数民族。
△回纥曾经是我国北方一支强大的少数民族。743年,在唐朝的帮助下,回鹘灭突厥汗国,建立回纥汗国。
唐朝时,由于社会稳定,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世界各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在都城长安与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城市,聚集了大量外来商人。政府为安置这些外国商人,在当地建立了“番坊”,并将这些人称之为“番客”。“番坊”有些类似于近代的租界,在“番坊”中,“番客”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并有一定的治外法权。而到了宋代,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番客”定居了下来,其中有很多来自阿拉伯及中亚地区的穆斯林,这就是后来“回回民族”的先民。
值得注意的是,“回回”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单指我国信奉伊斯兰教的群体。尤其在元代,“回回”包含了大量的族群:有名为“术忽回回”(又称为“蓝帽回回”)的犹太人,有称之为“绿睛回回”信奉基督教的阿速部人,有号为“罗里回回”的吉普赛人,有被称为“忻都回回”的西北印度各族居民。除此之外,拜火教(袄教)徒、摩尼教(也称明教)徒、景教徒等都被统称为“回回”。在很长一段时期,“回回”一词被用作泛指西域各国。
△若不考虑时间因素,作为明教圣女的小昭在我国就属于典型的“回回”。
“回回”作为独立族群出现应该始于元朝。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数次西征,在中亚与阿拉伯地区掠夺了大量的人口,其中以“工匠”或“手艺人”居多;而在成吉思汗建国后,很多中亚穆斯林商人自愿东徙,这些商人承担了在中亚与蒙古地区之间贩运货物的任务,有些也为蒙古统治阶级放高利贷。
由于元朝将人口分为四等,“回回”(包括之前在中原居住的西域人)皆属于第二等“色目人”,社会地位较高,有些在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效力,有些人在政府机关任职。据统计,元朝供职于行中书省的回回,前后有66人,岭北、辽阳、陕西、四川、云南、湖广、江浙等省均有其广泛分布;若是再加上在各路、府、县供职的人员,数量就更为可观。而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回回”去地方做官,一般都有一大批“回回”百姓跟随。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很多“回回”也随蒙古大军四处征战。比如在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与十万“回回亲军”南下平大理国,后来不断有“回回”入滇做官或屯田。这成为“回回”入居云南的开端。而在中原地区,大批“回回”被改为“编民”被派往各地,过着一面屯田、一面卫戍的“屯驻牧养”工作。如今甘肃北部(包括甘肃张掖一带)、宁夏、河南、山东、陕西,都是当年“回回”从事屯垦的重要区域。可以说,这些人成为了后来构成“回回民族”的重要基础,也初步奠定了如今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虽然相较于唐宋两代,西域人口大量涌入,各民族文化交流明显加快,但此时的“回回”并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之中既有阿拉伯人、波斯人,还有突厥人。除了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外,语言、文化及社会习俗各不相同,顶多只能称为一个个“族群”。但与唐宋来华的“番客”不同,此时的“回回”大都定居了下来。他们依靠共同的信仰自发组成村落与社群,在当地建立清真寺。元代来中国旅行的北非穆斯林旅行家依本·白图泰说:“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任何城市,可自愿地寄宿在定居的某一穆斯林商人家里或旅馆里。”
△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中国古代清真寺明显结合了中国古建筑与阿拉伯建筑的特点。在明朝之前,“清真”也指犹太会堂、道观、佛寺等幽静场所。上图为广州怀圣寺,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年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
当时在中国的“回回”,故土在西部伊斯兰世界的操阿拉伯语,但为数不多。故土在东部伊斯兰世界的,有的操波斯语,有的操突厥语,还有些说印度语,但由于都处于第二等级——色目人,相互交流较多,其种族与文化差别怎么也比与汉文化的差别小。无论在蒙古统治阶级还是汉人与南人眼中,“回回”都被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为更方便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回回”选择了波斯语作为共同交际用语,并逐渐取代了原有母语。
其实,早在10世纪的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语的地位就取代了阿拉伯语。在元朝,波斯语不仅是元朝政府的主要外语,也是本国“回回“的少数民族语言。而且,波斯语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属国际通用语言,其地位类似于现在的英语。即使到了明朝,明时臣访问埃及,依靠的仍是波斯语通事,而非阿拉伯语译员。(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杂居共处,相互间都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尤其是当大量“回回”接受了汉族儒家思想的熏陶,风俗与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这时不仅有些“回回”开始改汉姓着汉服(比如薛朝吾改姓“马”,伯笃鲁丁改姓“鲁”等),而且大家逐渐使用汉语,甚至出现了一批儒学家。此时,回回人开始进入了“双语时期”——汉语与波斯语都成为通用语言,只是各人掌握程度不同。
△今天的回族语言是一门夹杂波斯语词汇的汉语,但部分直译了波斯语语法特征,这种语言也可以称为经堂语。目前回族人(尤其是在东部散居)所能掌握的波斯词汇已经越来越少了。以上是部分波斯语词汇与汉语词汇对照。
另一方面,很多汉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当初来到中国的“回回”主要以工匠或者军人为主,这些人大量娶汉女为妻,使其加入了本族;而也有些汉人娶回女为妻,比如后来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其二世祖娶回女为妻成为了“回回”。与此同时,大量蒙古族与维吾尔族人也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原信奉佛教与摩尼教,11-13世纪期间改信伊斯兰教。其中有一部分人随蒙古大军进入云南,后成为“云南回回”一部分。明朝政府两次将居住于甘州和凉州的“寄居回回”迁往江浙,这些人后来融入了“江浙回回”中。除此之外,10-12世纪居住于开封的部分犹太人,15世纪移居于山东德州的菲律宾人,以及原居于青海化隆卡力岗一带的藏民,后来也相继融入“回回”族群之中。到元末明初时,“回回”这一称呼就主要指代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了。而这时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回民”一词也开始广泛被大家接受了。(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因元朝时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族的压迫从而反其道行之,规定回民族内不能嫁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但后来出于政治原因考虑,取消了禁令,并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才能,一体擢用。”但易服改姓成为大势所趋,改汉姓的风潮在取消禁令后反而有扩大趋势。
明朝期间,回民的移民潮仍旧不断: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徐达令原北京附近前朝遗民派往各地卫戍,又将在战争中掠夺而来的“沙漠遗民”派往北平附近屯田。这其中除蒙古人外,有大量的回民;洪武初年归附明朝的西域人薛都尔丁被封为土司后,奉命率部前往青海屯驻。如今民和、乐都一带回族,就有其后裔;从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朝政府为加强西北边防,从江苏与安徽北部抽调大批人员迁往西宁、乐都、贵德等地,这其中大量的回民在当地建立了回回村寨。
当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回民也向汉族人展现了自己在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早在蒙古统一中国时,忽必烈就因西域历法精确度高,命扎马刺丁任职司天台。扎马刺丁根据西域历法进“回回历”,并制造了“多环仪”、“斜纬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回回历”直至公元1280年郭守敬创“授时历”后才被废止。至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又令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等为明朝修订历法。公元1370年,司天监改为钦天监,将大统历与回回历参照并用。公元1382年,大学时吴伯宗奉命与翰林学士李翀、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回回历》、《经纬度》、《天文》等书,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历法的发展。(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为替“靖难之役”辩解,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派遣回回人“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舰队通使西洋。整个出访总共七次,历时三朝28年,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及东非等37个国家,从而开辟了中国到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新航路,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而郑和能得到三朝皇帝信任,除了在“靖难之役”中有拥戴之功外,其回回身份与回回具有的丰富航海经验更是重要因素。从当时随行人员的构成来说,尽管大部分并非穆斯林,但担任书记、交际、顾问等重要职务的却是马欢、费信、哈三(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这些穆斯林们。他们编著的《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也成为了现在研究亚洲各国风土人情的重要史料。
△郑和(1371-1433),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其祖父与父亲曾先后到麦加朝觐,他绘制的《航海图》是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的海洋图。
除了在天文历法及航海方面外,回民在儒学研究、文学、绘画及手工业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影响。而在手工业中,又主要体现在制香、制革及制药三个行业:泉州蒲氏14世孙在永春创建的香蒲室、祖传制香的北京“香儿李家”据说都有数百年历史;而在河南的孟县、山东的济宁、甘肃的平凉等地,回民的制革业非常发达,尤其在河南几乎被回民所垄断;在制药方面,云南的“万松草堂”、北京的“王回回膏药”、扬州夏子恒的止咳饼甚至在近代仍具有影响。
终明一朝,政府对回民的态度总体是宽松的。朱元璋以降,明历朝皇帝对伊斯兰教也是尊崇有加。据说明朝多位开国大将如常遇春、冯胜、蓝玉、沐英等都是回民,而明朝那位著名的“顽主皇帝”武宗朱厚照甚至笃信伊斯兰教,并在正德十四年下令民间禁畜猪。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明朝政府修建了大量清真寺,如北京城内的东四牌楼礼拜寺、花市礼拜寺、三里河礼拜寺、锦什坊礼拜寺以及通州、昌平、保定等地的清真寺,大多是在明朝中后期修建的。
17世纪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及民族压迫政策,回民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但从整体上看,回民人口仍呈上升趋势。公元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陕甘总督张广泗在叙及甘肃回民情况时说:“甘省回民尤繁,河州聚处尤众。”公元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也指出:“查陕省所属地方,回回居住者较他省尤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临潼、渭南、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经过数百年的相处与融合,回民已经渐渐适应了中原文化,并在长期交流与碰撞中开始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至16世纪中叶,伊斯兰学者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并由甘、青、鲁、豫逐渐推广至全国。至清代末年,北京牛街王浩然阿訇因不满陈旧教法,创建新式学校“回教师范学堂”,继而在全国掀起创建现代回民学校的热潮。在这几百年里,回民涌现了大批穆斯林学者,其中不乏将儒家经典与穆斯林文化相结合者。有的甚至以儒家学说的某些观点,诠释伊斯兰教义,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穆斯林文化。
△经堂教育分为三级:小学、中学及大学。小学是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以学经、讲经为主;中学主要是培养进大学的学生即阿訇,学生称“哈里发”,意为“继承者”;大学以造就专门的宗教人才为主,主要目标是培养教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民的家国意识与国家认同愈发强烈。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在东京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呼吁中国人不分民族,共同救国家于危亡。抗战期间,《回教大众》发文指出:“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的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一方面要发扬宗教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而在民间,由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勇猛顽强,在冀中平原屡建奇功,成为著名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另一方面,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的口号,回民要求被当作独立民族承认的呼声越来越高。(五族共和中的“回”并不是指现在的回族,而是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民族。)这时,在学界与回民内部产生了很大争议,一些人认为只有在新疆居住的穆斯林才能称之为“回族”,而在内地散居的回民,其人口构成复杂——除汉人与蒙古人外,在清朝时也有大量旗人信奉伊斯兰教,汉化程度较高,仅从外表来看与汉族人无异。单纯从宗教信仰一点不足以作为划分民族的标准,正所谓“族不能统教,教亦不能统族”,后来担任“中国回教协会”第一任理事长的白崇禧将军就曾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
△白崇禧(1893—1966),回族,广西桂林临桂区山尾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新桂系军阀代表人物,著名作家白先勇之父。
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回民尤其是内地回教徒应被当作独立民族承认。这一观点以著有《中国回教史研究》的金吉堂先生为代表。金先生从民族起源、文化习俗、语言文字等多个方面论证回民并不是信回教的汉人,而是外来族裔的后代,是在民族大融合中形成的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独立族群。
1950年代,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回族在首批确认名单之列,其判断标准为“不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穆斯林”。“回族”第一次作为独立民族,与我国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起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回族”一词是最晚出现的,主要表现为血统概念。即若在民族识别之前,你是内地的一名穆斯林,你和你后代的户籍就体现为“回族”。这一点是不以后代宗教信仰为转移的。而回民泛指我国所有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其愿意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与习俗。但你如果是汉族人,后来皈依伊斯兰教(有些地方称其为“汉回”),更多的也只是被当作个人宗教信仰而已。这里可以简单的表示为“回民⊂回族”。
金吉堂先生曾在《中国回教史研究》中指出:“甘肃回民,自称穆民(不言回回),呼外教人为蛮子——蛮子者,辽金以来之遗俗,当时北人之地位强于南人,因贱视南人之故,乃呼之曰蛮子,尤之南人呼北人为鞑子,实含有鄙薄之意也;新疆回民自称Uighur,呼内地回民曰东干,非回民曰‘黑泰’—— Uighur维吾尔也,其人改信回教仍存故名。黑泰者契丹之音转,中古以后外人称中国者也;内地回民自称回回,呼外教人曰‘汉儿人’——汉儿人者,有元以后北人呼金人统治下之中国人之称也。回民盖仍存旧俗。”
△《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从金先生的这段论述不难看出,回民一度指代我国所有穆斯林,现在一般代表内地的回族穆斯林。而“回回”在古代虽然作为西域人的统称,但到了近代,“回回”一词也逐渐演变为内地回民的代名词。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回民”=“回回”。
因此,如果哪天你突然发现某个毫无信仰的老友,身份证上赫然印着回族二字,先不要急着吃惊;而同样道理,如果哪天你新认识的朋友告诉你他是个回民,也请尊重他的民族习惯。回民并不存在“真”与“假”,毕竟血统是一个人无法决定的,但是信仰却是可以选择的。
在梳理整个回族的演变过程时,其实不难发现,回族并不是什么外来民族。虽然其先民来自于中亚及阿拉伯地区,但整个民族是在与汉、维、蒙等中国多个民族融合基础上慢慢形成的。特别是明代以后,回族人在结合了伊斯兰文化与汉族儒家文化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这使得回民已经作为独立族群,与伊斯兰世界移民发生了除宗教信仰外的本质差别,回族逐渐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过程,而这也正是那些湮没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的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
其实,回汉两族都是适应能力很强的民族,两族文化也都是兼容并蓄的开放系统。回族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只有在维护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周边优秀文化成分,才能不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动力。而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借鉴历史经验,既不封闭排外,又不盲目崇拜异质文化,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恐怕才是大家真正该思考的问题。(文章来源:异见,微信号:yijian1000)
△谈到回族的清真文化,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清真小吃。回族的清真美食是在结合了当地文化特色与自身民族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上是全国不同地区的几种清真美食:驴打滚(左上)、馓子(右上)、手抓羊肉(左下)、牛干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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