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邓巴数之四：婚姻粘结剂

文｜辉格

通过组织宗族和强化父权而扩展父系继嗣群，终究会因亲缘渐疏和协调成本剧增而遭遇极限。西非约鲁巴宗族社区和华南众多单姓村显示了，其规模最多比狩猎采集游团高出一两个数量级，只有几百到几千人。

若要组织起更大型社会，便需要借助各种社会粘结剂，将多个父系群联合成单一政治结构，而婚姻是最古老也最常见的粘结剂。

婚姻共同体

婚姻的粘结作用，在前定居社会便已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相邻的若干继嗣群之间建立固定通婚关系，以交表婚之类的形式相互交换女性，是初民社会的普遍做法。

▍列维－斯特劳斯

持久通婚维系了群体间血缘纽带，促进语言上的融合，共享文化元素，让双方更容易结盟共同对抗其他群体，即便发生冲突也比较容易协商停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它们建立更高一级的政治共同体。

此类固定结对通婚关系广泛存在于澳洲土著和北美印第安人中。其最显著特点是，它是群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的，缺乏定居者所熟悉的从个体出发的各种亲属称谓。

典型的做法是，两个父系群结对通婚，澳洲西北阿纳姆地的雍古人（Yolngu），20个氏族分为两个半偶群（moiety）的组，每个半偶群的女性只能嫁到另一个半偶群，这确保了夫妻双方的血缘不会比一级表亲更近。

周人姬姓与姜姓的持续频繁通婚，或许也是此类安排的延续。不那么系统化的交表婚则更为普遍，几乎见于所有古代社会。

以此为基础，还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结对安排，比如西澳的马图苏利纳人（Martuthunira）采用一种双代交替的半偶群模式，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双代交替半偶群模式的运作机制

这样就把婚姻限制在了同辈之间，同时也起到了拉远夫妻血缘的效果，因为交表兄妹的亲缘系数比舅甥或姑侄小了一半。周人宗法制中的昭穆轮替标记法，或许也有类似用意。

为将更多单系继嗣群拉进固定通婚关系，从而扩大内婚群的规模，有些族群还采用了一种单向循环通婚圈。例如缅甸山区从事游耕的克钦人（Kachin）和苏门答腊种植水稻为生的巴塔克人（Batak），由三到六个父系群组成循环圈：A群男性从B群娶妻，B从C娶，C从A娶。这种安排不仅进一步拉远了夫妻血缘，也提升了内婚群的遗传多样性。

▍一对巴塔克夫妇

也正是借助循环通婚圈，克钦人才可能在文化和种族成分极为复杂的横断山区建立多种族复合社区。在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调查的一个500人社区（帕朗）中，六种语言并存，仍可维持大致和平，对外关系中还表现出了相当团结性。

然而正如澳洲土著的经验所显示，固定通婚关系本身并不能带来高级政治结构， 澳洲人始终缺乏游团以上的部落结构。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谈判和签约代表，澳洲也是唯一一个英国殖民者未能与当地土著达成土地协议的殖民地。

若要借助婚姻粘结剂建立更大社会，还需要父系群本身的升级改造，以及群内的等级分化和政治权力崛起。

妻子的重要性

在一个缺乏人身与财产权普遍保护，离开熟人小群体便毫无安全可言的霍布斯世界，姻亲关系对个人利益极为重要，当在群体之外寻求合作与帮助时，它常常也是唯一的来源。

个体为狩猎、作战，或采集某些重要材料，或从事交易，或战败逃亡，而需要穿越相邻群体的地盘时，若在该群体中无人为他提供担保和庇护，是极其危险的。

而姻亲是个人将其互惠合作网络延伸至群体之外的主要途径。它带来的一些合作关系是群内合作所无法替代的，这包括：拓宽安全活动范围和信息来源，饥荒时的求助对象，发生群内冲突时的临时避难所，交易对象，以及与第三方建立合作或交易关系的中间人或担保人等等。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行者》中描述的特罗布里恩岛民的库拉圈交易是个很好的例子。分布在方圆数百英里海域的数十个岛屿的居民中，存在一个奇特的双向礼物流动圈。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

该圈每一环由来自不同群体的一对成员结成，在专门为此而举行的聚会上，双方隆重交换礼物——臂镯和项圈，用于仪式性场合上佩戴，有数千人卷入这一交换活动。

这种仪式性交换，为结成库拉对的两个人创造了定期拜访对方社区、参与其聚会等双方友好交往的机会。在库拉交换中拜访对方的人，都会随船携带一些实用商品用于交易。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库拉伙伴通常都是他的姻亲。

在特罗布里恩，一位酋长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众多妻子（常多达十几个）带给他的庞大姻亲网络上。通过与妻子兄弟的互惠交换，积累起显示其权势的巨大甘薯库存。        

姻亲网络也让酋长在库拉圈中地位显赫，普通人一般只有几位库拉伙伴，而酋长则有上百位。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也发现，在部落向酋邦的发展过程中，酋长们建立其权势地位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精心安排婚姻来建立姻亲网络。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体验当地土著生活

假如没有强父权，男性从婚姻中得到的姻亲数量，便主要取决于妻子数量。若没有紧密的宗族关系，一位男性从一桩婚姻中得到的姻亲只有岳父加上妻子的兄弟，十分有限。

最大限度发挥姻亲的作用，还需要父权和宗族组织的强化和扩大。  

门当户对的联盟

父权改变了姻亲性质，在控制了子女婚姻之后，长辈取代结婚者本人而成为姻亲关系的主导者。这样一来，一位男性能够主动建立并从中获益的姻亲关系，便大大增加了。而宗族的存在使得婚姻不仅是一对男女的联合，也是两个家族的联合。

宗族和父权不仅拓展了个人发展姻亲的潜力，而且拉大了个体之间和家族支系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均等。在游团一级的小型简单社会中，尽管个体境遇和生活成就也有着巨大差异，但差异主要表现为后代数量，很少能积累起可以传给后代的资源。

而现在，由于宗族使得姻亲关系成为两个家族的广泛结合，因而这一关系网成了家族支系的集体资产。同时，由长辈安排子女婚姻，使得这一资产具有了可遗传性，比如现代家族企业在晚辈接班时，长辈会把整个商业关系网络连同有形资产一起传给他。

借助长辈所积累的资源，成功者的后辈从人生起步时便取得了竞争优势，这便构成了一种正反馈，使得父系群中发达的支系愈加发达，最终在群体内形成地位分化。

▍网友绘制的曾国藩后代关系图

这一分化将自动克服父系群扩张所面临的一个障碍：当家长联盟向更高层次发展时，由于共祖已不在世，由谁来代表更高级支系？很明显，拥有压倒性权势的支系家长更有机会成为族长。

当若干相邻群体皆发生地位分化之后，权势家庭之间便倾向于相互通婚，并逐渐形成一个上层姻亲网络。这个圈子将带给其成员众多优势：从事甚至垄断跨群体的长距离贸易，在冲突中获得权势姻亲的襄助，影响联盟关系使其有利于自己。经过代代相袭，权势强弱不再只是个人境遇的差别，而成了固有地位，权势者逐渐固化成一个贵族阶层。

和族长联盟一样，权势姻亲联盟也可将若干群体连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效果更好。由于血缘随代际更替而逐渐疏远，单系群不可避免处于持续的分支裂变之中。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还能紧密合作，孙子辈就开始分裂，但还勉强能召集起忽里勒台，到第四代就形同陌路了。相反，姻亲关系则可以每代刷新，保持亲缘距离不变。

阿兹特克的事例很好演示了姻亲联盟在维系一个大型共同体时是如何起作用的。阿兹特克由数百个城邦组成，其中三个强势城邦联合成为霸主，垄断城邦间贸易，并向各邦索取贡赋。

▍阿兹特克人建造的特诺奇提特兰古城壁画（由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绘制）

国王一般与友邦王室通婚，并通常将其正妻所生嫡女嫁给友邦王族或本邦高级贵族，而将庶女嫁给较低级贵族或有权势的家族首领。类似的，贵族在本邦同侪中通婚，也将庶女嫁给有权势平民，或战功卓著的武士。

这样，在社会结构的每个层次上，国王或贵族通过正妻和嫡子女的婚姻构建了一个维持该层次统治阶层的横向姻亲联盟。通过庶妻和庶子女的婚姻则构建了一个纵向姻亲网络，将其合作关系和控制力向下延伸。

如此便搭建起一个组织紧密的多层次政治结构，其中每个层次上的姻亲网络有着不同的覆盖范围，因而其合作圈规模皆可限于邓巴数之下。

类似景象在前现代欧洲也可看到。王室在全欧洲联姻，贵族在整个王国通婚，而普通人的婚嫁对象则很少越出邻近几个镇区。而且，得益于阶层分化，婚姻为多层社会同时提供了横向和纵向的粘结纽带。

然而，高级政治结构在创造出文明社会之前，许多功能仍有待开发。除了婚姻，是否还需要其他粘结剂？敬请留意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