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邓巴数之六:武人的兴起

为什么战争突破邓巴数的作用只能发生在农业社会?为什么有些人会以打仗为生,这些人又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文|辉格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靠打仗为生,因为战争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

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

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职业武人。

在瓦尔哈拉殿堂欢宴的维京武士,战斗至死,并进入瓦尔哈拉殿堂是他们的无上荣耀

职业武人的出现

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装备和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

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在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

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  

带装饰的青铜剑柄

武器成本的提高,使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富人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

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的队伍日益庞大。

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维京船开始变得更大更昂贵,到十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诺曼征服中的维京战船

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也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

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恰好创造了对此类机会的旺盛需求。

基于经营效率上的考虑,土地财产常有抗分割倾向,因而较多采用长子继承制。得不到土地的幼子们一条常见出路,便是投靠一位首领,成为职业武士。此外,首领族内的穷亲戚、孤儿、还不起债的债务人、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这条出路。

格陵兰岛的开发者维京武士红发埃里克

如此一来,权势人物便逐渐将具备战争所需技能的各种人才聚集在身边,包括战士、武器和车船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采购关键物资的商人,还有兼任历史学家、宣传部长和情报收集者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等等。

通过为这些人提供食宿、赞助和庇护,在战争中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和保护费,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起一种稳固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

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开启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与秩序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

希腊罗马的诞生

门客制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在酋邦形态的社会中,统治阶层由一群通过宗族或姻亲纽带联合起来的恩主(酋长)组成。

呈现出正方形或矩形布局的罗马古城,遵循了一定的军营设计原则

其中权势最显赫而取得霸主地位的大恩主便是酋邦首领。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

恩主-门客关系也是早期罗马的重要社会纽带和基础政治结构,罗马城创建者罗穆鲁斯本人便是位大恩主。早先的恩主(patronus)后来成了罗马王国的贵族(patricius),他们同时也是元老(senator)的来源。在王国早期,称呼元老的词是patres,意思是父亲或族长,与“恩主”和“贵族”同源。

罗马城的建立者罗穆鲁斯

与此同时,那些追随效忠恩主的门客(pietas),变成了罗马的平民阶层(plebeian)。这一词义演变揭示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过程:权势家族通过收容大批门客变成政治组织,其族长作为恩主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这些首领继而联合成为罗马国家。

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发现,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描绘的公元前二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

此时这些大人物与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仍由亲属关系主导。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的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居住在新兴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不复存在。

阿莱西亚战争后,高卢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向凯撒投降

基于门客制的新型组织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首领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并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祗,希腊诸神连同其谱系便如此被创造了出来。

希腊神谱

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也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成为更优先的考虑。

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

“枪杆子”中出政权

家长和长老权威在武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

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可将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军事民主制。相反,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僭主,全面接管部落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

重要的是,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武装组织,必定是有能力慑服周边若干群体因而得以从中勒索贡赋的组织,他们基于纳贡与庇护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跨部落的。结果便是酋邦的建立,它将推动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走向大型化。

武装首领一旦建立起酋邦,便可凭借姻亲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各部落的控制。常见做法是从各部落娶妻,并将女儿嫁给各酋长,假如首领实力足够强大,还可将其宗族近亲安插进各部落。

18世纪晚期的夏威夷酋长

在夏威夷酋邦中,部落酋长都是大酋长的父系近亲,亲缘通常不远于一级堂兄弟。更低级的社区酋长则是大酋长的亲兵随从,他们都直接听从其指挥,平时照管农务、组织人力修缮灌溉系统,定期收缴贡赋,必要时有义务参与大酋长的作战行动。

在夏威夷的案例中,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已呼之欲出,随着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推动武器和组织技术持续改进,酋邦的统治范围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展,由此所开启的组织和制度发展进程,将最终导致国家的诞生。

夏威夷王国第一任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和他的战士们

门客制所创造的武装组织,留下了一种不可逆的遗产。在此后历史上,每当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之际,凡已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只会在各种类似恩主-门客关系的模式下实现政治权力重组,并重建地方秩序。罗马衰亡后西欧封建体系的兴起,汉帝国崩溃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家兵而自保的做法,皆属此类。

出自东晋时期掌握军政大权的大门阀士族琅邪王氏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大型化趋势不可逆转之后,人类社会会采取何种方式继续运转?敬请留意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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