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趋利的企业行为可以成为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助推器,这种企业行为多一些又何妨?更何况,3元的低成本本身就是对社会道德水平的一种肯定,一种对于媒体报道重点的扭转。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将一个偶然的交通事件与社会道德连接到了一起,随后几年中,不断出现的扶跌倒老人被讹的新闻事件,也将这个话题推上了舆论热点。面对路上碰到老人跌倒,你到底扶不扶的问题,本应一致的答案,却因为一些利益现实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于是,狼来了的故事在现实上演,只是撒谎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老人,一个主人公变成了多个场景的缩影。
这本应是一场道德层面的讨论,却因为舆论的宣传,让更多人开始敬畏高尚道德背后的风险,在媒体不断拷问社会道德水平下滑的同时,却又推进了这个风险,宣传不好,不宣传也不对,道德与其背后的风险竟然成了无解的哥德巴赫猜想,想想除了人本质的功利性之外,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是否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呢?
这一次,破局的又是马云。就像他曾经说的,“银行不改变,我就改变银行”一样,这次支付宝通过一个险种“扶老人险”的设立,不仅开始了通过利益与金钱去修补的社会道德的典范,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个提醒,在道德与价值产生矛盾的同时,是否可以通过制度或者福利机制去解决这个矛盾呢?毕竟,这是一个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一个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于决策高层而言是问题么?
支付宝的“扶老人险”的项目,大概内容是,只需投保3元,在一年范围内,若遇到扶老人反被讹诈的情况,将得到最高2万元的赔偿,并获得法律咨询服务。我们看到,这个险种投保成本很低,仅有3元。虽然,需要考虑到一定商业宣传方面的目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从这种低投保成本,可以看出“扶老人险”发生是个非常小的概率事件。毕竟,如果是大概率事件,这个险会赔的一塌糊涂。所以,从这个险种的设置也可以看出,被妖魔化的“扶老人”并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大部分的“扶老人”的好事,由于没有纠纷没被报道扩散,而被宣传的均是有纠纷。
另外,虽然有评论认为支付宝“扶老人险”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并且设置如此一个险种,拉低了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风评。但我认为,如果一个趋利的企业行为可以成为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助推器,这种企业行为多一些又何妨?更何况,3元的低成本本身就是对社会道德水平的一种肯定,一种对于媒体报道重点的扭转。
一家成功的企业,一家成功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需要做的是利人利己的事情,因为损人利己不道德,损己利人不长久。我很钦佩很多本身贫苦,却还帮助更贫苦群众的高尚情操,但如果能用这些帮助别人的资源同时实现自己价值的增值,是否就可以帮助更多人呢?
所以,金钱并不具有原罪,如果能用金钱引导道德回归,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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