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口音是件性感的事

官话和标准音的推行,本身是为了语言统一、彼此理解。理解基础之上的雕琢,更多是身份象征。而今王政时代早已远去,标准腔所代表的血统世袭,已成18世纪的遗迹。在这个世界航路四通八达的广阔时代,口音变成了—

在香港的书店看到一本书,书名叫《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从书名就已能对结论判断个大概。翻看简介,果然,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请看其中的话:

毛泽东不是什么军事理论家,也算不得称职的统帅。因为缺乏理论思维能力,他终生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时常墨守过去狭隘的经验,并出于天性深厚的反理性因素·····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几次陷共军于危境。只是因为关键时刻有斯大林拨正船头,诸将领谏言上疏,或是阳奉阴违,再加上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发生,毛的轻率冒险才或是没有引出灾难,或是遇难呈祥,可谓有史以来第一“福将”。

显然,作者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做出了全盘的否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毛泽东的评价,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进步。尽管其中存在许多截然对立的分歧,但对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才能,即令对其评价不高的人,一般也是予以承认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像本书作者这样持怀疑看法的人,也所在多有。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我看来,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以事实为根据,言之成理,尽可表达。

笔者没有专门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这个问题。不过,眼前这本书,让我想起了10年前看过的另一本书,其中的两个细节与这个话题有关,始终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本书叫《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以下简称《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2011年,经作者修订后再版。

书的作者邓野,可谓一个奇人。他是邓小平的亲侄子,但却甘于做冷板凳,潜心学问。身为“红二代”而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令人称奇。他的治学理念,是客观揭示历史真相。在中国现代史领域,能有这种抱负本身就已殊为难得。更难得的是,他说到做到了。在学术界,《国共政争》获得广泛好评。

关于《国共政争》的主题,简介中写道:“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这本书的新旧版本我都看了,感觉史料扎实,叙事干净,对国共两党,作者不作价值与道德判断,完全以博弈角度去分析,冷静得像个外科手术医生。

我看历史,不管它多宏大,往往很容易被一些细节所捕捉。看《国共政争》,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细节。一个是毛泽东凭借两条报纸上的消息,预判到了日军将在华发动的“一号作战”,二是中共针对“一号作战”所做的部署。

所谓“一号作战”,指1944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发动的抗战末期日军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战略进攻,它对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构成了最为深刻的影响。“一号作战”导致了国民党的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溃败,更使国共之间军事力量的消长发生重要变化。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300万减至195万”。到1944年底,中共做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几乎平衡”。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毛泽东就预判到了日军在华将有大动作。他根据的是报纸上两条消息,一条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与日本驻苏大使于3月30日签署了《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另外一条是,同日,两国还签订了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萨哈连即库页岛。

这两条消息,表面看来纯属经济性质,国共两党中,只有两个人注意到了:国民党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提到了渔业协定的事,但没做分析。共产党这边,毛泽东不但注意到了,且一眼识破其背后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

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很快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其见微知著的眼光堪称超出群伦。他并将这一战局变化迅速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对谈判策略、政治诉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与此同时,军事上的部署更紧锣密鼓地展开。这就说到第二个细节了。

从“一号作战”开始,中共开始着手为日军崩溃后夺取全国政权做出具体部署。比如当年1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成立苏浙军区,目的是“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而王震部于1944年11月由延安出发,该部分成六大部,主要在湘豫赣皖之间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五大队政委廖汉生后来在回忆中写到:针对日军的“一号作战”,“党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跟在日军后面挺进!这个细节传达出来的斗争智慧,令我久久难忘。

《国共政争》运用的都是公开的档案资料,像“敌军攻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条史料,就取自廖汉生的回忆录。一些老将军、老革命的回忆录里,常常有这种颂扬党的斗争智慧的材料。今日看来,都是一些理解历史的宝贵的魔鬼细节了。

毛泽东天生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男人。在青年时代送别友人的诗中,他轻蔑地吟哦出“诸公碌碌皆余子”的诗句,一派舍我其谁的傲岸。从以上两个细节看,他真有这样的资本。不得不说,姜,还是毛泽东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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