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每一个战区,都有“星条报”,也大抵由小兵自己主持,言论非常自由,时常批评军官与政府对相关事务的措置,政府对此亦不干涉。至于图书,更是方便,奥尼尔的戏曲集,狄更斯的小说,《惠特曼传》,以及“纽约
黄裳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早年的他,是上海交大电机专业的工科生,却痴迷文史,是沦陷时期徘徊孤岛的苦闷文青,曾经以纷繁的笔名给《古今》撰稿;后来,他奔赴大后方重庆继续学业,抗战末期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成为美军翻译官,与并肩作战的中美军队一道,在中国的西南及缅甸、印度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此时的黄裳,是个英姿勃发的书生兵。
抗战胜利,凭借对美军一年的一手观察,他写成《关于美国兵》一书,轰动一时,从此踏入新闻界,在国共内战期间偏左的民间报纸《文汇报》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并很快因多篇独家的文化报道而名声鹊起,他的那些混合了体验、观察与历史考证的游记之作,也开始以其独特风神进入读者视野,历半个多世纪而魅力不衰。
1949年后,黄裳与唐弢一道,凭借与知识界广泛的联系,将《文汇报》副刊办得极具特色与品质,成为当时全国最富盛名的副刊重镇。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伟大领袖”洞察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黄裳被定为右派,正值春秋鼎盛的他从此搁笔二十年。费尽心血与财力搜藏的善本、稿本,全部被没收,拉了几汽车才搜刮净尽。浩劫过后,黄裳已是耳顺之年,然而他却迎来了持续三十年的写作高峰,出版了多部著述,直到92岁高龄,仍然笔不停挥,蔚成文坛一道奇观。
抗战后期,美国援华部队到来后,急需翻译人才,黄裳报名后,经过短暂培训即开赴抗战前线,从此与来华美军有了一年的近距离接触,并据此写成《关于美国兵》一书,留下了难得的一段历史记录。
在黄裳的观察中,美军中的军邮局是个超级伟大的机构。通过军邮局,衣物,烟,糖,女朋友的照片,士兵们田庄与爱马的照片,源源不断地从美国运来,应有尽有,而中国的水烟袋、扇子、寿衣、湘绣、象牙雕品、种种的小玩意也大批地飞到美国。
通过军邮局提供给美军的精神食粮之丰盛,更令人咋舌。即使在战场,美军官兵也能及时看到当期出版的杂志,这些杂志,既有《生活》、《展望》、《时代》、《星期六晚邮报》、《自由》、《共和》、《纽约客》、《亚洲杂志》、《地理旅行杂志》、《每周新闻》、《美国摄影杂志》、《老爷杂志》、《皇冠》、《论坛》、《美国水星》,想看专门的东西,则有《步兵杂志》、《摩托杂志》、《空军》。在军中最风行的杂志是《洋克》周刊,由士兵自己采写、编辑、出版,在全世界有美军之处发行,其中可以随便骂骂政府和军队当局,就是让当兵的来发发怨气的,而并没什么人来干涉。此外,大约在每一个战区,都有“星条报”,也大抵由小兵自己主持,言论非常自由,时常批评军官与政府对相关事务的措置,政府对此亦不干涉。至于图书,更是方便,奥尼尔的戏曲集,狄更斯的小说,《惠特曼传》,以及“纽约客派”作家的散文,俯拾即是。电影同样如此,每周能看到三次电影,都是美国拍的新片子,侦探片,歌舞片,描写军旅生活的影片,更是丰富。不惟如此,更令黄裳感到惬意的是,每个星期居然还可以看到一部文艺片。
相比美军这种强大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则寒碜到家,不但士兵们的通信要受到严格检查,书报刊的获得更是难上加难,连读张恨水的言情小说都不可得。相反,中国军队的细致周到,体现在别的地方——宴请美军军官时,可谓食不厌精,周到备至,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之后,还要连声说“招待不周”。黄裳笔下,对这些不争气、可笑的中国军人的举动,毫不留情。
黄裳对笔下的美军官兵,有不加掩饰的好感,因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与关切。
在云南,常有衣不蔽体的中国孩子向美军乞讨,每见此景,黄裳不免黯然。时间久了,美军官兵对此当然有所评论。一个小兵由此与黄裳讨论彼此对各自国家与人民的看法。美国小兵的看法是:“照我看,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极优秀的民族,他们聪明,高尚,漂亮……可是,太缺乏教育了。像这样的人(指乞讨的孩子——笔者注),在美国,国家可以让他受教育,他将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娶妻生子,扶植起一个很好的家庭来。就像我,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在美国是当跑堂的。”黄裳写道,说这话时,小兵的眼睛“发出美丽的光辉来”。一位中尉,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看着青山绿水,残破的城池,褴褛的居民,“浅绿的眸子里好像深藏着忧愁”,他对黄裳说:“中国人民没有组织,都是这样散漫的一群一群。一个做官的应当知道怎样教育他们,怎样在后面推动……他们太善良了,就让人家这样的剥削。”这样的言辞,当然打动了黄裳,使其发出“我相信美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有伟大的同情,而愿意帮助我们”的感慨。这样的议论,或许在今人看来未免幼稚,但放到当时的情境则完全可以理解。
抗战后期,中国大学生出任美军翻译者,仅西南联大就有400多人,但是,对于此段历史,留下文字资料的非常少见。黄裳的《关于美国兵》,以细心的观察、犀利的笔调,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尽管写作此书时,黄裳才24岁,但其文笔之老到,观察之细致,思考之深刻,令人叹服。黄裳本人,也不悔少作,相反,在他的6卷本的《黄裳文集》中,他舍弃了《新北京》等应时之作,却将此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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