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生活？

1913年1月12日下午三点半，400多人聚集在上海公共租界四川路中国青年会内，召开劝戒鸦片大会。会议的组织者为万国改良会上海机关部，临时主席是俞宗周，他在讲话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已经268年，祸国病民，莫此为甚！现在内地虽已禁绝，而租界各烟膏店依然售卖，且日增月盛，一般烟民咸有恃无恐。查前清乾隆、嘉庆年间，每年印度烟土进口只一千余箱，分运十八省，为数甚微，迨后逐年增多，中国流出金钱甚巨，以致国穷民弱达到极点，务望赶速戒吸。只是华界烟土业商人与烟民，现均迁居租界，将来租界内定成一烟霞窟穴，惟愿一般烟土商人与烟民赶紧脱离，将来中国或尚有富强之一日。

万国改良会是1895年在美国华盛顿成立的机构，组成人员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其宗旨是：“欲得万国人皆协力帮助一切善举，改无益而作有益，为世界造无穷之幸福者也。故无论上下人等，须宅身于洁净之门，戒酒戒赌戒鸦片，居政职者勿贪非义之财，国际上主和睦不主战争，劳动家之与资本家亦以情义交孚为尚，此为本会所望之目的，则不独望一国一会协助，实欲万国万会协助而成就此目的”。很显然，他们是国际主义者，清末民初，于反对西方在华鸦片贸易上贡献良多。

禁烟在清末即已实施，但彼时中国政策贯通的难度在于，执政者的发号施令在租界地并不有效。这给了万国改良会腾挪施展的空间。1月12日的这次大会，就是他们有感于上海华界对鸦片“取缔极严，业已禁绝”，而“素称文明之租界则甚为冷淡”，欲凝聚众人之力为租界禁烟施压。这次会议他们还邀请了禁烟局严局长莅临(《申报》1914年1月12日《会议租界禁烟问题》)。

在会议临时主席俞宗周讲完话后，《民国西报》主笔马素等人又相继发表演讲。掌声雷动中，一个叫严热忱的与会者表示，租界内禁烟，须请房主不将房屋租于经营烟土之人，使一船烟民无处购买，则不劝而自戒。听说现在洋商公平洋行的房屋已不愿租人开设烟膏店，足见该洋商尊重道德。

从万国改良会及其周边同志的表现看，其的确愿意诉诸道德感召，进行劝化，但同时他们也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深谙具体行动的三昧。在这次大会上，推举马素、俞宗周和曹锡赓三人为筹备委员，定期在张园再开大会，邀请商、学各界与会。他们特别强调要绕行到租界前，举一面大旗，上书“禁烟大会”四字，给经营烟土者和烟民以警醒。同时他们还请伍廷芳、温宗尧、马素三人作为代表，赴英美工部局与各董事磋商早日禁绝方法，限令各土膏店于三个月一律闭歇(《申报》1914年1月13日，《租界禁烟问题之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全体起立朗诵赞美歌后解散的。这意味着与会者大抵都是基督徒。而相较于靠信仰和理念支持的禁烟者而言，租界管理者面对的更多是利益问题。据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马长林在《万国禁烟会和上海公共租界禁烟活动》中的描述，在上海华界1907年根据清政府禁烟章程的规定将烟馆全部关闭时，上海道台致函外国驻沪领袖领事，强烈要求公共租界内亦予关闭。但公共租界内主管此事的工部局态度暧昧，决定在租界纳税人会议召开之前，不得对持有许可证的鸦片烟馆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前鸦片烟馆持有许可证，故取缔需要相关程序，这无可厚非。但工部局在相关程序之后，仍决定采取分批关闭烟馆的方式，显然更多出于经济考虑。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内有执照的烟土行有76家，烟馆1511家，工部局每年可借此收费71000两，数目自是不菲。在各界压力之下，工部局直到1917年3月31日才将最后一批(占总数四分之一)的烟土行关闭，比华界整整晚了十年。正如1886年来华的英国商人李德立在抗议信中所言：“工部局的态度同纳税人会议的指示是截然相反的。它违背了租界全体侨民、英国臣民以及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意见”，“工部局这种极端利己的行动使得上海租界内的全体侨民以及英国公使和英国臣民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前呈现出一种极为不讲信用的形象。”

在这里，李德立将工部局和租界侨民、英国臣民对立起来，显示出在殖民地禁烟问题上，英国民间社会与官方的一种紧张与对抗关系。近来有些研究者的确有美化殖民倾向，在如何评价殖民者治绩时，需有将政府与公民这两造分开考察的意识。

当然，即便在殖民统治者内部，也有不同的表现。譬如英国驻沪总领事也曾致函工部局董事会，转述英国政府观点，要求在中国当局提出要求前关闭租界内的鸦片烟馆。在1913年，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曾就“中国禁烟成绩”做过两次极为详尽的报告。按照上海《申报》所刊《中英间之禁烟问题》(作者：游欧客)，第一次报告起草于5月26日，其中收录中国福建、云南、贵州、江苏、甘肃、广东、四川、陕西、山西、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关于禁烟的调查函电，每函电后均附按语。其中既有禁烟公会及各省政府报告，亦包括英驻各地领事、教士及游历员的调查报告，他们在电函中均有署名。最后结论是：就各证据观之，中国政府及各省官吏，确于禁烟大为出力，本年成绩甚好，而最近三个月内尤好，所遇困难情形，能以决心胜之。惟欲达于禁绝之境地，尚非易事。而云南、贵州、江苏、四川、甘肃等省，今后尚需特别注意。

第二次报告起草于6月2日，就各领事游历所亲见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描述。报告称，有5名领事馆员会同中央及地方官吏，亲往安徽、湖南、山东三省勘查当地土产鸦片种植、吸食和烟土贸易情况，尽力做了遍于全境的搜索，实未见一烟苗，由此可确信已禁种绝净。英使乃以政府名义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称遵照中英鸦片条约第三条办理，自6月15日起，所有印度洋药一概禁入这三省地界贩卖。

强迫性的鸦片贸易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但在清末民初，殖民者逐渐改弦更张，释放出善意。这和英美等国家内部民间社会激烈的反对无法分开。对殖民者内部的一概否定和过度美化，同样要不得。就禁烟而言，西方境内一个相对健康而开放的公民社会，起到了关键性正能量作用。公民社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此结论可推诸禁烟外之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