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禁毒差点成功了

虽有波折,但1913年上半年的禁烟还是很有成果。到了下半年,二次革命爆发,这之后,战乱频仍,禁烟变得更为曲折,时常有地方势力在自治范围内种植贩运鸦片以充军费来源。中国在民初原有消灭大规模鸦片种植和公

江西省于都县北乡有大片的辽阔田地。清末时,这片地被用来播种罂粟。据1913年的调查,有3万余亩。该年春,禁烟力度加大,北乡的烟农遇到了挑战。

4月初,于都县知事派警察署长潘秉玉带领人马前往北乡,强行铲拔烟苗,由此引发冲突。在警察拔除罂粟将近百亩之时,该乡一位叫王光斗的“劣绅”,鸣锣纠集乡民3000余人,将警察团团围住,殴毙数人,另致多人受伤。警察署长潘秉玉负伤后,幸被该乡的士绅罗为贵解救,避入村民家中用砖围砌头门,始脱此险。

4月8日,潘秉玉逃离北乡,到县府报告此案。他部下的警察亦陆续到齐,“均受重伤”,经盘点发现尚缺7人。县知事在慨叹“该乡民如此野蛮,形同化外”之余,特电请都督迅拨大兵下县缉拿,以伸法纪。(《申报》1913年4月29日)

这个事件最后如何收场,我没能查到后续报道。鸦片贸易在中国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种植罂粟的烟农虽然处于产业链末端受盘剥的地位,但禁烟所带来的利益损害,于他们仍是短期内真实的存在。因此短期内,积聚起巨大的反抗浪潮。

于都县北乡的烟农暴动,在1913年并非孤例。翻检当时报章,我们会发现不少类似的新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类似的事件因过多而受重视不够,又因通讯不畅常常得不到贯彻始终的连续报道。

1913年的禁烟政策,相当严格。我们在媒体上,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抓捕消息。仅在1913年3月29日《申报》的上海本埠新闻中,就有五六条相关内容:

上海浦东塘桥马琴芳,昨携烟膏一盒,行至南市被420号巡士查见。拘至一区问明,移送禁烟局讯究。又,崇明人刘德章,携烟土十二包,价值四十八元,行至南市被调查员协同一区巡士查获,解送禁烟局究办。

禁烟调查员前日在宝兴路查得养和堂药店、源秦祥香记等处均售戒烟药丸,未经请验领照,实违禁令。各店主后遭传讯,勒令将售存丸药一并吊案,移送禁烟局候验核办。

……

禁烟令的执行看上去非常严厉。不独普通民众和商户受到惩罚,亦有官员因撞到枪口上而倒霉。上海县自治议员陶少堂即是一例。

在上海县陆行乡,陶家是大户。户主叫陶云堂,其子陶少云、陶少堂、陶少川亦甚有势力。陶少堂不仅是议员,且兼办东沟塘工善后局董事,且在镇上开设协源顺杂货店及鲜肉庄。1913年1月26日,上海县戒烟局接到“陆行乡陶云堂父子吸烟卖土,藐视禁令”的举报,特派徐士文、王定铭两名调查员前去查办。在陆行乡,他们受到当蒙塘工善后局坐办的招待,而后同十四区巡长、巡士,一起去陶云堂的儿子陶少云家搜查———调查员前来办案,却无人给陶家通风报信,以至于当场查出烟具共62副。

人赃俱全,烟犯陶少云及烟具于是被扣押,由防营派巡看守。

而后陶少堂出面,命其弟陶少川陪调查员到本乡村民陶毛毛家中搜查,也查获各种烟具,并抓捕陶毛毛之妻陶屠氏。陶少堂的行为颇为有趣,一方面协助调查员抓捕了陶屠氏,另一方面又请当地士绅王常元(上海孝廉谢酉山的岳丈)说情,请求释放烟犯陶少云及陶屠氏。在调查员回答只有调查之责,实无释放之权后,陶少堂又承认自己以前贩卖烟土,现已停售,但尚有留存鸦片约值洋银五元,是为他父亲夜间吸食之需而备。他还说,自己的弟弟陶少卿,亦有烟瘾,现在上海戒毒。陶少堂强调自己自治议员兼充塘工善后局董事身份,颜面攸关,再三请求对他免于纠查。

但调查员徐士文等人不予理会,坚决要求他缴出烟土烟具,看到这种情势,陶少堂即假称烟土烟具都在店内,他马上去取,乘机逃走。调查员等了很久,去其店内询查,店里人称陶少堂并未过来。再去陶宅敲门,则紧闭不开。此时已是深夜,调查员只好打道回府。

3天后,上海县戒烟局严局长给知事去了一函,内称:查兹值烟禁严厉之时,乃陶氏数家胆敢大吸大卖,实属不成事体。该逃犯陶少堂果系自治议员资格,何等高贵,乃竟并不辅助禁烟之进行,反敢贩卖土膏收藏烟具,应请知事彻查,先予取消议员及塘工善后局董,一面传归本局,送请检察厅严办,以肃禁令。(《申报》1913年1月31日)

从此亦可看出当时执法的大致情形,权力形成一定的制衡态势。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之普遍,可知禁烟绝非易事。烟农的暴动和鸦片产业链上游参与官商的抵制,都令禁烟部门头疼不已。它需要铁腕权力,但权力过大后,又容易失控滥用权力。

伴随着禁烟的全面推开,上海滩出现了不少假冒调查员以敲诈的案例。如1913年3月24日,有自称禁烟局调查员郑玉华者,来到南市里马路881号元昌烟纸店内,指称该店售卖烟土皮,有违定章,要求店主与他接洽,否则只有法办。当日刚好店主有事不在,该人第二天又派同伙吴文明前去邀请店主至城内晋升楼吃茶。店主柴某询问其有无证件,吴文明即将身上所携带的黎元洪副总统所给的一纸奖状拿出。该店主见他并无调查证书,显是假冒,即将吴文明辗转扭送到禁烟局法办。(《申报》1913年3月26日)

虽有波折,但1913年上半年的禁烟还是很有成果。到了下半年,二次革命爆发,这之后,战乱频仍,禁烟变得更为曲折,时常有地方势力在自治范围内种植贩运鸦片以充军费来源。中国在民初原有消灭大规模鸦片种植和公开销售的可能,但长期的割据让它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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