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愚、顺、猾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人的愚、顺、猾是如何炼成的

——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

端木赐香  百度百家首发

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集权的政治统治，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农业国家，需要统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治水。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民运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林肯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现不了公民。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韦伯认为，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这坏蛋，居然暗示东方文化蕴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了。鲁迅概括中国奴隶有两种生存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先生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看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语点透机锋啊，可惜奴隶们听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

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

愚民方面，儒家与道家还算是轻的，最重的是法家。咱这里只举一个人做例子，他就是我们河南安阳的内黄老乡商鞅同志。

商鞅同志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吧。

商鞅同志还说：“使民无得擅徒，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欲躁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翻译成普通话：“不让百姓随便搬迁他们就会变成傻瓜脑残。本来不傻的为了吃饭也得种地去。都专心种地了全国人民就一片傻冒了。”

商鞅同志还还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翻译成普通话：“让那些有学问有见识的闭嘴，宅家里不让出门，掐其微博，断其公众微信号，农民就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就不好学问了。不好学问者见了学问者自动就会骂：呸！知识分子最无知！”

我们这河南老乡厉害吧？街上所谓的“防火防盗防河南人”，就是因为我们河南最出这种人才嘛——忠心耿耿地教导帝王，如何让全国人民变得越来越傻。结果就剩我们河南人民最精明了，出门光想骗个人。以至于街上都流行“傻瓜太多，骗子明显不够用”的民谚了—不好意思，这民谚还是从我这里兴开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英人马戛尔尼使华，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可以说，清政府成功了，《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依现在的理念来看，高素质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素质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所以这里我有些小小的遗憾，正如没有对手存在，狮子、野狼也会懒惰而愚蠢一样，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后也会报应到自己身上，所以马戛尔尼同时发现，清政府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相反，他们可能更冥顽不灵。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以后可以专章另述。

第二，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牧民。

我看着，感觉总有些驯兽的嫌疑。用鲁迅的话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乐意让孔孟坐到庙里享用冷猪头肉，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这工具的设计者。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对统治者来讲，这一套工具用起来也并不是完全得心应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统治者就没有执行，估计是知道中国人喜欢私下里闯红灯吧。再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读着读着就着急了，发脾气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越发展，老百姓就越驯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论，都落后了，比如他竟敢蔑视皇权，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说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

这话在春秋战国时可以随便说，在大一统国家之下还能这么潇洒吗？这不明摆着是煽动造反吗？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孟子书中看着不顺的字眼去掉多处——删去85条，剩下170多条，取名叫《孟子节文》，给各学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说不定会给元璋一句“望之不似人君”的评语呢。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级学校，上至国子监下至地方乡村小学，校规都是极其严格的，立卧碑贴条款，严禁学生逾规。最不可思议的一条规定是，“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一句话，学生只管读被删节后的圣贤书，无资格开口论国事。元璋是个识字不多的皇上，识字不多，还有这么多心眼，何况识字多的统治者呢？

总之，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来到公众场合，茶店里酒楼里更是有“莫谈国事”的封条时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嘴巴闭上了，还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实的，就开始玩“道路以目”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腹诽”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个活物。

相声大师候宝林临死前对记者说：真的，我一辈子是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

依我看来，候大师的要求，特别是那个温饱也太微卑了。可我的闺蜜对此评价说：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国老百姓哪有发言权？不要运动，中国什么时候能不运动？说得也是，所谓的群众运动，说穿了就是运动群众呢。

冯巩主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记问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没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给人制造乐子的冯巩回答的是：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么原因，听了两位相声大师的顺民观及幸福观，我心里老是辛酸得不得了。侯宝林就不说了，冯巩同志可是堂堂的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后代，这不知这冯家在以后的革命年代里是如何被人折腾的，否则冯巩他娘也不会把狱里没亲人当作幸福之一种！

第三，小民也没有傻到骨子里，也知道当主子比当奴才好，心里也有不顺的，可表面上不顺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学者概括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皇帝装模作样地统治，百姓装模作样地顺从！马基雅维利也有类似的话：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笃信；百姓，为奴者不必真顺，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顺从。此话对极，其实真傻真顺的没有几个，连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运动，皇室血统都没个变化，哪像我们？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又姓赵的，热闹极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这撅臀俯地的民众当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项籍的心声——彼可取而代也！也听到了刘家刘四小（刘邦名刘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计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猾奴存在，统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惧——王朝的安危与自己龙墩的稳当才是天下第一要务！

总之，封建的专制体制导致中国民众的愚、顺、猾，而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自己内部圈子里运作的话，我们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轮一轮的循环，一旦遭遇全新的敌人——西方殖民者，中国上层与下层，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国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国为何物。至于夷族统治，历史上就不是没有经历过，不管谁坐龙墩，还不是照样当奴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烧的是皇帝那小儿的后花园，与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都是什么玩意儿，所以，我怀疑龚孝拱给英法联军领路时，那小子也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小子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呢！

有集权，就没有公民。如何判断公民？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说：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此话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吧。其它不说，单说个人表达自由，你跟他们观点不一致了，不待上面发话，奴隶们即纷纷上来踢你：你瞧你，说的那啥话，再不改正过来，跟我们保持一致，我们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