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不要交朋友

中国人，你为什么爱下跪？

（《保印说国民性》）

曹保印

导读：只要下跪，只要下跪一次，你就得次次下跪；只要你在一次下跪中磕头，你就得在次次下跪中磕头；只要你在一次磕头中磕出血来，你就得在次次磕头中磕出血来。最终，高高在上者对待低低在下者，就像主人对待狗一样，扔给你一根骨头，轻蔑地说：“啃去吧！软骨头的狗！”

说国民性，道国民性，苦辣酸甜，绵延千年。劣根多少，美德几何，吾国吾民，听我评说。欢迎收看《保印说国民性》，我是主持人曹保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本期《保印说国民性》中，我给大家聊一聊“中国人的下跪”。

下跪，恐怕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又表示着什么样的含义。在今天的中国，下跪无非是如下含义：第一，跪鬼神。在很多寺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批中国人下跪，向那些神佛祈求保佑自己以及全家平安，或者说实现自己的某一个心愿，这叫跪求神佛。另外一种下跪，则是在结婚的时候，跪天地、跪父母、夫妻跪拜。当然，在现在的很多婚礼仪式中，已经不再采取跪拜的方式，而且采取鞠躬对拜。对于天地、父母，也往往不再跪，而是鞠躬。再一个跪，也是我今天想重点谈的，就是表达一种屈辱，下跪上、民跪官、弱者跪强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膝盖依然非常软。

跪，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没有看到有详细的历史记载。但是，跪作为一种礼节，它是出现在周礼中的。在周礼中，对于跪以及跪的形式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怎么样跪、朝什么方向跪，才能表达出尊重的意思，什么样姿态的跪才是跪国王。作为礼节，我们知道周礼中有非常多的繁琐规定，所以跪的形式事实上也分得比较细，但不管怎么细法，都得是膝盖着地，手放在地上，然后磕头。当然，磕头也有讲究，怎么磕、磕多少都是规定好的。这是跪的一整套程序。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跪呢？现在的普遍说法是，在中国的汉朝以前，没有凳子，那个时候人们吃饭、说话、谈事情，怎么办呢，就在地上铺一个席子，有钱的或者是有地位的，当然是铺上更好的东西，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是席地而坐。坐的时候，也不像我们现在坐在椅子或凳子上，或者说坐在地上，屁股直接挨着地。那个时候的坐不是这样的，人们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和现在日本人的跪基本一样。这样，坐的时候，如果对面是自己尊贵的客人，主人向客人致礼或者向客人致谢的时候，自然就要将身子挺一挺。这一挺，屁股就离开了脚后跟，膝盖直接挨着地，这就叫做跪了。这种跪并不磕头，跪和磕头并不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成套动作，而只是向客人致敬的礼节。跪并且磕头，这就是在行大礼、重礼。

既然没有发明椅子、凳子，更不用说沙发，所以说跪在汉代之前，它仅仅就只是一个日常礼节而已，或者说，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坐姿必然导致的一种礼节。因此，在汉代以前，跪都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任何表示屈辱的意思，更不必说屈服。但是，汉代以后发明了椅子、凳子，有了椅子、凳子，人们自然就愿意坐在椅子、凳子上，而不愿意再坐在自己脚后跟上了。可是，椅子、凳子倒是有了，屁股也离开脚后跟了，但是膝盖却没有能够离开地，于是跪依然保留下来，并且一直传到了今天。

不过，就算椅、凳发明之后，从汉一直到唐，下对上、民对官、官对皇帝等，一般也并不跪，而是“平起平坐”，大臣要表示对皇帝的尊敬，也只是从椅子上站起来。等到了宋代，贵族阶层消失，平民阶层兴起，文人执政之后，就失去了唐代官员出身贵族的胸怀和大气，觉得臣就是臣，皇帝就是皇帝，不可以“平起平坐”，于是，宋代的官员们再见皇帝的时候，就没资格坐椅子上了，而是皇帝坐着，臣子们站着。如果大臣要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就向皇帝作揖，“跪”是轻易不能用的，那是只有跪天、跪地、跪父母等非常重大的仪式时才用的礼仪。所以，等到了南宋灭亡，文天祥被俘后被押解到大都，忽必烈要他跪时，他才会说“南揖北跪”，跪是你们胡人的风俗，我们“南人”是作揖的。

在文天祥这样的“南人”看来，忽必烈命令的跪，已经不再是致敬的礼仪，也不是表达对客人的尊重，而是完完全全变成了屈辱、屈服的象征。所以，他坚持不跪，以示自己的气节。然而，宋既然亡了，宋的礼仪自然也随之而亡，于是，风俗、礼仪自然就要采用胜利者的，失败者根本不可能有资格讨价还价，所以，跪就成了常见的礼仪。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统治者的最高层，所以，对于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朝廷，就要求行礼必须要“高大上”，以示威权。即便如此，臣子见皇帝，也不过三跪四叩或五叩，而不是后来的三跪九叩。等到了明朝初年，流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嫌麻烦，就简化了各种繁琐的礼仪，比如他遣使至蕃国安南时，该国王对香案及诏书就只行五拜礼，并跪香案前，三上香，俯伏，也就是行五拜三叩礼。

清灭明，问鼎中原后，这种礼仪又做了改变，就是以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礼，取代了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清代定制，除了要对天子行三跪九叩礼，朝贡之国觐见时也必须尊照这种礼仪。不过，因为各国礼仪、习俗不一样，一旦遇有拒绝行此大礼的抗议，清代统治者就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轻易屈尊降贵免此大礼，便自觉有失大国脸面，所以，在“礼仪之争”常常绝不让步，以至于闹出了很多外交风波。

事实上，从元代开始，除了跪天、跪地、跪父母的礼仪之跪，在其他场合中，跪正式转变成屈辱、屈服的象征。由此，我们才会看到，老百姓见了官要跪，见了强者也要跪，以表示自己的服从。不仅如此，小官见了大官也要跪，大官见了皇上更要跪，我们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会看到，官员见到皇帝时，一跪一大片，重大活动时甚至能跪满宫里宫外，殿里殿外，什么时候皇帝说了“免礼平身”，什么时候官员们才敢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也不敢正面去看皇上，还必须要继续低着头，什么时候皇上再说“长起面来，恕你无罪”，什么时候官员们才敢看皇上。

就这样，跪开始在中国人身上烙下极深的屈辱烙印。人们经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堂堂三尺男子汉，天可跪、地可跪、父母可跪，除此之外，皆不可跪，宁死不跪。可是，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依然采取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低姿态，通过跪的低姿态表示一种乞求，包括在网络语言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跪求”的说法。

我的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亭，曾经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对我说，“我最讨厌有人在微博上‘跪求’我做什么事，你越是说‘跪求’，我越是不会去做，无论是转发还是评论。为什么呢？我感觉这种做法太下贱了，让人看不起。请帮忙就是请帮忙，没什么丢人的，干嘛非要把自己弄得那么下贱，‘跪求’这个，‘跪求’那个，没骨气。”不过，雨亭的这种硬汉态度，事实上在网络中是少数，大多数人看了这种下贱的“跪求”，往往就会动动手指，转一转，评一评，帮帮忙。

“跪求”，事实上并不仅仅是网络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采取实质性跪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比如说，很多因为征地、拆迁觉得自己被剥削、被损害甚至被侮辱的老百姓，往往采取下跪的方式，在公权机构门口或者是在道路上、公开场合拦领导喊冤，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表达就是放低自己的姿态，通过自我的屈辱甚至羞辱，获取被诉求者的同情与怜悯，然后获得可能的被赏赐的关注。

有一次，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说是某地的污染比较严重，老百姓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在知道县长要路过自己的村庄之后，像古代的那些老百姓一样，这个地方的男女老少数百口人，在县长车辆到来的时候，竟然齐刷刷地全部下跪在地，拦路呈情，希望县长重视污染的问题。结果呢，县长并没有下车，而只是让陪同人员下车过问了一下，由此媒体就做了一番报道，批评这个县长，说太不重视民意民情了。我记得，当时我在电视台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就在节目中说，你们这些人干嘛要下跪呢，为什么不能站起来？为什么要跪着做人，而不能堂堂正正做人呢？为什么不能站着表达自己合法的利益诉求，而非要跪下去呢？这一跪，奴性十足。当然，我知道，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认为我们都给你县长下跪了，我们都如此羞辱自己了，你总得答应我们，替我们着想吧。而实际上，你越是如此放低自己，如此贬低自己，如此羞辱自己，越是解决不了问题。道理很简单，你这样做让人看不起，是示弱，不是示强。

最近，更发生了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有媒体报道，某地村民饱受当地村干部的盘剥，在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在地区副专员来村视察之际，全村三百老少，齐刷刷跪在专员的专车前请愿，岂料这位专员老爷不但不分青红皂白，反而指斥村民是“跪着的暴动”。当网友在微博上传出这个消息之后，“跪着的暴动”这五个字，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很多人说，官员这样做还有一丁点儿良心吗？百姓们都集体下跪了，还怎么可能“暴动”？是啊，下跪已经是最低姿态、最顺民化的表达了，更已经是屈辱到不能再屈辱的自我羞辱了，以此来表达自己合法的利益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暴动”，连丝毫的暴力都说不上，官老爷你却称之为“跪着的暴动”，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种下跪的方式，不仅仅被人看不起，而且可以被罪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跪呢？在这样的官老爷面前，站起来，比跪下去更有力量！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的是，中国人是只能跪着活呢，还是应该并且可以站着生？中国人的下跪，已经跪了好几千年。从没有凳子的时候开始跪，到有了凳子、椅子、沙发之后依然跪，这只能说明，等级社会、等级观念依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广泛流行，也说明奴性在中国人的身体中继续发酵。弱者对于强者，百姓对于官员，总是希望用屈辱和自我羞辱的方式，让别人可怜自己，但事实上，就算得到了这样的可怜，自己付出的又是无比沉重的代价。这是人格的代价，也是尊严的代价，还是权利自动放弃的代价。我一向说，我们可以站着生，也可以跪着生。跪着生，那是屈辱的生；而站着生，则是堂堂正正的生。我们站着维权，或者跪着维权，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姿态。下跪，让人跪得没有尊严；而站，却可以让人获得正义的力量，打败邪恶，用硬骨头争取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

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喜欢下跪呢？显然，这和权力更多地屈辱、羞辱老百姓有关。因为老百姓既然不能用权利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正当权益，甚至连权利本身都没有，而权力的拥有者往往采取高压的态势，逼着老百姓就范；不但逼着你就范，而且逼着你下跪着就范，任我宰割。为了活命，人们只好矮化自己、弱化自己，而矮化自己、弱化自己的最方便、最快捷、最外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最好再磕上几个响头。如果能磕得头上出包，甚至头上出血，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可是，最终我们看到，只要下跪，只要下跪一次，你就得次次下跪；只要你在一次下跪中磕头，你就得在次次下跪中磕头；只要你在一次磕头中磕出血来，你就得在次次磕头中磕出血来。最终，高高在上者对待低低在下者，就像主人对待狗一样，扔给你一根骨头，轻蔑地说：“啃去吧！软骨头的狗，哈哈哈！”这根骨头真有那么好吃吗？这样的骨头又有什么味道呢？如果我们就像狗一样屈辱地活着，这种活还能够叫活吗？这种活法还叫人的活法吗？

事实上，跪作为一种礼节，早在中华民国的时候就被废除了。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实行礼制革新，废除了这种屈辱的跪礼，推行新的平等礼仪。比如说，人见了人，只需要鞠躬脱帽致意，就表示尊敬了对方，至少是官与官之间，民与官之间，不再行这种跪礼。中华民国政府对普通老百姓之间行礼，要不要跪没有做规定，但是，仅从官对官、民对官不必再下跪的礼仪新规，就可以看出孙中山所推崇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人与人平等。

大官与小官之间不用再跪，因为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都是人民公仆，大家是平等的；至于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百姓就更不能对官员下跪，有多少主人要向仆人下跪呢？当然没有。所以说，这就强调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在这个事情上，还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以后，有一个80岁的老盐商想见见这位大总统，老盐商觉得，大总统也相当于皇帝啊，所以见了孙中山之后，赶紧跪下来行礼，三跪九叩。孙中山一见，连忙把老人扶起来说，现在不行这个旧礼了，现在行新礼，我们彼此脱帽鞠躬就行。我在大总统位一天，就是为大家服务一天，我是你们的仆人，哪有主人给仆人下跪的道理啊！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跪了，见了多大的官都不要跪了。听了大总统这番话，老人激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好皇帝啊！。老人并不知道，他面前站着的不是什么皇帝，而是代表着民主的百姓公仆。

可是，孙中山先生所推行的这种公仆理念，为什么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要跪官员呢？这就说明，官员并没有像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政治理念那样，意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相反，他们依然高高在上，对待百姓依然用俯视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皇帝！正是因为这样，百姓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才会采取下跪的自我屈辱、自我羞辱的办法。我们想一想，从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时代已经来到了21世纪，可人们的平等观念，却在 事实上没有丝毫进步，有些地方甚至还在退步。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还不该沉痛反思吗？

我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下跪，也就是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百姓与官员之间，都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每一个人的尊严都要捍卫，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才是一个人性化的社会。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中国人的膝盖不那么软呢，怎么样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跪着的状态，转变到站立起来的姿态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恐怕还是束缚公权力，张扬公民的私权利。私权利在公权力面前，时刻拥有着合法的独立与尊严。公权力不可以随意侵犯私权利，公权力在私权利面前必须要合法地让步，而不是相反，非法步步逼迫百姓，损害与侮辱百姓。

公权力是什么？先是公，其次才是权。被授予公权力的是谁？当然是老百姓。如果老百姓不给你这些权力，你能够拥有这些权力吗？所以说，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监督公权力，让所有的公权力都在也只能在法律框架之内运行；与此同时，私权利也同样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由而独立地运行。现任总理就曾经在公开场合郑重其事地这样说：对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也就是说，对公权力来说，如果法律没有给你明文规定，没有给你明文授权，你是不可以去使用权力的；否则，一旦违规去做了，必须就会伤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对公民来说，我的权利是天赋的，并不公权力拥有者给我的，因此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公民都可以去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侵犯。这种理念，并不是李克强总理的发明，而是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的基本常识。这种最基本的理念，如果真能在今天的中国推行开来，普及下去，那么中国人下跪的频率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高，而且中国人也不会轻易就去下跪。

想一想，作为普通百姓，我只要有自己正当的合法利益诉求，那么，我就只需要到法庭之上，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除法庭之外，不必去求任何人。同时，法官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独立判案，只要是法官做出的裁决，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如果司法有了这样良性的运行，还有多少老百姓愿意采取下跪这种屈辱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恐怕一旦遇到了不公不平之事，大家都只会去法庭讨说法，也都只愿意去法庭讨说法。而法庭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也能牢牢守住这道防线，对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利益集团都不法外施恩，也都不受其影响和左右，那就不仅仅可以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而且可以彻底摆脱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下跪奴性。到时候，中国人才真的可以做到上跪天，下跪地，中跪父母，也就是跪天、跪地、跪父母。这是何等有尊严的事情！

至于跪本身，作为一种礼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但也只是回到跪的起点，也就是仅仅只是表示尊重的礼节。当然，就算是表示尊重，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采取这种跪的方式。只要你心中有父母，就足够了。只要你知道，在你的头顶之上，有一个苍天在，有一个良知在，有一种敬畏在，有一份冥冥之中的力量监督着你，那么你就不会也不敢做逆天之事，你就不会也不敢做昧良心之事。因为你做的所有事情，“天”都知道，“神”都知道。我从来都相信一个道理，如果你做好事，你就一定会得到好报。如果你做坏事，不要觉得一时之间没有受到报应，早早晚晚你都会受到报应。

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佛教中的五道轮回之说，因果报应之说，而是我觉得，一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你做了太多的坏事，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曾经做过的这些坏事，而掉入自己挖下的陷阱、坟墓。你一次次做坏事，一次次种下恶的种子，最终，恶之种会长出恶之芽，恶之芽会开出恶之花，恶之花会结出恶之果，恶一层层传递，一层层加码，必须会形成巨大的恶，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这是正常逻辑。所以说，就算不相信五道轮回之说，不相信报应之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坏事，那么，他一定既不得好生，也不得好死，死了也不会得到好葬。

如果说，我们真能够在法律框架之内，运行我们的一切生活，安排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权利既不会受到公权力挑战，也不会有如此森严的等级观念——一旦没有了等级观念，一旦所有的公权力都被关进了牢笼，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奔走，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就会大大提高。

中国人下跪了那么多年，屈辱和自我羞辱地活了那么多年，是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意识到了下跪的屈辱和羞辱，只要我们真心愿意去改变，中国人完全能够堂堂正正地站起来。我特别想对大家强调，在今天的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网络如此发达，我们的话语权也不是完全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呈现，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合法权利，去依法监督公权力，同时进一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激发出来的力量和能量，真真正正、坦坦荡荡、不卑不亢地站起来，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动不动就软了自己的膝盖，跪下身去，磕下头去。

下跪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奴性，站起来给我们带来的才是尊严。既然如此，就都别跪了，站起来吧，你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