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古堡的若干随想

现在，闭上眼睛，在一片漆黑之中，我脑海中还能清楚浮现这样的场景：那是清晨六点五十分左右，我背着书包、拎着水壶、拉开铁门、关上铁门，沿着骑楼高低不平的台阶，自己一个人上学去。

这是一段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首先沿着我家所在的民权路，右转永福路。长大后，我才知道民权路是府城第一街，汉人最早聚居的地方，当年船运码头就在街尾不远处，码头边有供奉包括水仙尊王以及大禹、项羽、寒奡、屈原、伍子胥等人在内的水仙宫，祝福渡海船民平安。水仙宫建于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也是台湾被收为清朝版图的来年；到今天，庙前依然是各种南北货跟美味小吃云集的地方。

而在民权路跟永福路交叉口处，路面上一个不起眼的圆形铁盖，盖住了四百年前先民打的井眼，叫做大井头。大井头旁边的转角处就是全美戏院，今天全美门口站着李安导演的人形立牌，因为这个二轮戏院是他电影启蒙的摇篮。

转进永福路，有绣庄、锡铺、清甜的冬瓜茶，然后沿着祀典武庙的红色山墙继续往前走。祀典武庙是台湾第一座官方武庙，建于明郑时期，是东宁王朝的官庙之一；里头，有我曾祖父在日据大正年间捐款六元钱协助修葺而留下姓名的碑牌。武庙旁边的小巷弄，直通明宁靖王朱术桂的王宫；1683年，笃信妈祖的施琅带领清兵打下台湾，王宫改为供奉妈祖的庙宇。为抚恤东南沿海百姓，康熙在灭掉郑氏王朝之后下旨封妈祖为天后，比前朝的天妃还高一级；这座庙宇就叫做大天后宫。

走过武庙的山墙，眼前两栋仳邻着的中式阁楼，就是赤崁楼。最早建于1653年荷兰人占领大员(台南古地名，也是后来「台湾」这个词的来由)的时代，当时叫做普罗民遮城。郑成功在1661年打败荷兰人之后，将它改建，做为全岛最高行政机关。

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挨着赤崁楼。它在1912年，日本占领台湾的第十六年创校。早期叫做明治公学校，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数度改名，在我两岁、台湾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时，以纪念郑成功为名，定名为成功国民小学。

清晨七点一刻左右，我跟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鱼贯走进成功小学，在学校旁边巷弄里的玄天上帝庙偶而会传来打鼓撞钟与道士作法的呜呜牛角号声。

这座玄天上帝庙，开基灵佑宫，又称小上帝庙，有别于位在民权路另一头的大上帝庙—北极殿；此庙建于1671年，也是东宁王朝的官庙。明成祖自认为是玄天上帝的化身，而反清复明的郑成功也笃信玄天上帝。在北极殿，至今还供奉着当年郑成功中军帐里头的那尊玄天上帝神像以及朱术桂的题匾「威灵赫奕」，这是台湾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块匾额。

至于小上帝庙的兴建略晚于北极殿。其起因是因为，当清朝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北极殿里经常挤满急着求神问卜的东宁王朝文武官员，一般老百姓不得其门而入，遂干脆自己集资另盖一座专门给民间祭拜的上帝庙。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一天的学习。日复一日地练习在每一篇作文的结尾处都要加上「反攻必胜、建国必成」以及「蒋总统万岁」如此这般的字句。

那是1970年代，当时，蒋介石还在位，但是身体已经不好，不久之后就要病逝。在戒严时期的台湾爱国主义教育底下，我并不完全明白我这条短短的上学路所展示的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肌理。覆盖我成长过程的，是一长段混合着儒家规训、现代化与汉人中心主义的党国训政体制；在这体制底下，我的家乡被视为开台首府，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曾经在此建立一个短命王朝的闽南海商，其文化被看成是地方风土民情。至于荷兰人，乃至后来被正名为原住民的山胞，多半只出现在课本或者媒体宣传片上，在生活中我几乎意识不到。再说到日据时期，还可以从我父母亲经常以日语沟通、唱日本歌给我听、喜欢寿司味噌汤与主妇之友杂志等等，感受到一些深刻影响，但那恰恰是国民政府要去压制的殖民遗绪。

一直要到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才能够从断断续续的自我摸索与工作经验当中，找出这个台湾最早的汉人海洋城市跟我自己的关系。

这种摸索，就好比沿着赤崁楼与安平古堡之间那条传说中的秘密地下通道，在幽暗中擎着火把慢慢前进，一直走向某个历史的节点、那片曾经是禁忌的大海。。。

1949年之后，因为担心共军渡海来犯、也担心各种偷渡与走私，国民政府实施海禁政策，用碉堡、铁丝网、木麻黄、机关枪与岸炮，把台湾岛团团围起来。于是有将近半世纪的时间，在台南这个靠海的城市，海洋成了失去自我记忆的一大片空白领域。

记得我小学时候郊游到海边，仅有一处位在木麻黄树林里的秋茂园可以游玩，其他都是军事禁区。

当海洋的记忆被切除，那个因海洋文明而生的安平古堡与东宁王朝，以及台南的建城，也就被抽空了他们存在的最根本意义。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游玩安平古堡，是跟着哥哥姐姐去的。那是三十多年前，从市区出发，还得转搭竹筏过江，才能抵达古堡脚下；所谓「江」，其实是台江内海，不是真正的江，而古堡就建在内海与外海交界的沙洲上。沿着台江内海有多个这样的沙洲，从外海看过来，形状犹如一只只大鱼的弧形脊背，因此，这些沙洲就被汉人称做「鲲鯓」。在当地西来雅族原住民口中，则称之为「大员」。

我那时所见的安平古堡，跟今天没有甚么两样。在红砖铺就的三层平台上，有一栋小洋楼，旁边是一座瞭望塔；几座锈蚀了的铁炮，静静躺在红砖平台、榕树影下。我那时以为，这就是荷兰式堡垒的风格，后来才知道我错了。

四百年前，已经进入大航海与殖民时代西方各国，急着想要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寻找稳固的贸易据点，以美洲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与茶叶，再销往欧洲。拔得头筹的是葡萄牙人，1577年他们首先从明朝政府手中租借了澳门，接着，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打破明朝严苛的对外通商律令，他们试着与沿海商贾、海盗接触，于是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跟中国官方发生多起武装冲突。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韦麻郎(Waijbrant van Waerwijk)夺取澳门不果，在华商的建议下，转往扼住台湾海峡咽喉的澎湖，准备长期耕耘。1604年，明朝将领沈有容率领兵船五十艘、军士两千名前往劝退荷兰人。至今，澎湖马公岛仍留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

1622年，荷兰人再次占领澎湖，筑城堡建立基地。1624年，明军前来围剿，激战八个月之后，荷兰人败退。这一战，曾经担任过荷兰人通译的郑芝龙为明军立下战功，从此接受招安，继而成为雄霸东西两洋航路的海上霸主，所有通过这片海域的中外船只都得向郑氏家族缴纳税费。而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只得往东渡过黑水沟，退到明朝势力范围之外的大员。

就在这一年，第一座荷兰城寨在台江内海的一鲲鯓沙洲上建立起来，以荷兰执政家族命名，是为奥兰治城(Orange)。三年之后，改以荷兰行省热兰遮(Zeelandia)重新命名为热兰遮城，这就是后来的安平古堡。

筑城当时，由于材料和工匠缺乏，东北角的城垛用的是澎湖旧城拆下来的石块建筑。其余的建材则主要是以糖水、糯米汁和牡蛎灰等捣成的灰泥黏合红砖筑墙，这些都是当地可以取得的建材。

热兰遮城属于欧洲典型的棱堡式海岸防卫堡垒，由中间的方形城堡以及四角突出的棱形炮台两相结合而成。内城共三层，最下层是仓库，长官公署、瞭望台、教堂、士兵营房等设施。四角的防御性棱堡，上头附建瞭望亭。两角之中间有北、东、南三门。长官公署位在内城北侧与北城交接处，是当时政治、经济与军事的中心，他要经常性地向位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总部报告此地的生产、贸易，以及对原住民部落的征服、结盟、繇役与传教等管理状况。

在这个阶段，荷兰人从南洋引进甘蔗与水牛、从东南沿海引进汉人民工来此开荒，生产大米与砂糖销往东亚各商埠。来台的汉人多半聚居在台江内海东侧的本岛这一边，此地的西来雅族地名叫做赤崁，与位在大员的热兰遮城隔着台江一东一西，两相对望。

荷兰行政长官对汉人的苛征与压榨，引发了1652年的汉人暴动，以起事者为名，是为郭怀一事件。暴动平息后，荷兰当局决定在赤崁建城以有效管理汉人移民，于是盖起普罗民遮城(Provintia)，也就是后来的赤崁楼，以及开辟普罗民遮街，也就是后来的我的老家民权路。

今天站在赤崁楼上，已经看不到四百年前的这些景象了，连台江内海都看不到。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台江内海已经因为陆地上升以及泥沙淤积而萎缩成安平港的普通航道，而原本各自分离的七个鲲鯓，也都已经连接起来

如今真的很难想象当年郑成功的数百艘兵舰，是如何驶进台江内海，发动奇袭的？

1994年，我在入伍抽签，中了所谓的「金马奖」，前往金门当兵。当时两岸之间的经常性炮击已经终止多年；我被指派的任务是，在金门最高的太武山顶上瞭望金厦海峡之间，是否有对岸船只越界。如果有，就必须马上回报司令部，准备进行驱离射击。

在碉堡里头挂着的地图上，金门东北方向的对岸有个小镇名叫石井。退伍之后，我才知道石井原来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老家，而我每天在太武山顶上守望着的那片窄窄的海域，恰恰是四百年前郑成功操练水军雄师的地方。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后来我们家开始扫母亲这一系祖先的坟墓时，我发现母亲先祖们的骨灰坛上都刻着「石井」二字，无一例外；而我母亲就姓郑。但似乎，母亲与舅舅们对于这个连带关系，并没有多少认识。

2009年夏天，承平多年的台海终于举办了第一次跨海峡的帆船比赛，起点厦门五缘湾、终点台南安平港；这条路线，恰恰就是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跨海击退荷兰人，拿下台湾统治权的路线。我趁着采访这次比赛的机会，把郑氏政权在台南的重要足迹都再走了一遍，这是我离家多年之后，第一次这么完整地重新回访这些似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也重新认知了，安平古堡的意义。

当年郑成功船队在荷兰通事何斌的带领之下，巧妙地通过鹿耳门驶进台江内海，在赤崁北边登陆。他首先拿下普罗民遮城，然后控制了台江内海，对热兰遮城形成大包围网。经过半年多的拉锯战，终于在1662年迫使荷兰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献城投降。

2006年，揆一的十四世孙重访这个令他先祖伤心的地方，还到位在忠义路上的郑氏家庙祭拜郑成功。

而热兰遮城北边，隔着一条溪的四草大众庙，庙后方的丘冢内葬着许多无名尸骨，就是当年郑荷大战中捐躯的荷兰官兵。

经此一战，郑成功以「国姓爷」(Koxinga)之名在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声名大噪，而这也是汉人真正在政治上统治台湾的开始。郑成功以热兰遮城做为他的居城，并以泉州晋江故乡安平为名，重新命名为「安平镇城」，是后来安平古堡一词的由来。而当地居民则直接称呼它为「王城」。

荷兰人与郑氏王朝都将城堡设置在海岸边上，显然跟后来满清统治台湾之后，将行政中心移往赤崁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这是面对海洋的两种态度，也决定了安平古堡后来没落衰败的命运。

满清为了对付郑氏王朝、甚至在占领台湾之后为了永绝海上祸患，多次实施严厉的迁界禁海，除了不许片板下海之外，更严令沿海居民必须往内陆迁移三十里，以福建为甚。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将唐宋以来而至郑氏王朝集其大成的汉人海洋贸易、开拓经验与开放精神完全扼杀，继而错过与欧洲海洋文明进行平等交流与互惠竞争的机会。此一错失，影响长达四个世纪，一直要到二十世纪末最后二十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才又重新对海洋展开双手。

台湾纳入中原天朝版图之后，安平再次进入国际海洋贸易的视野，已经是十九世纪了；当时在这片东亚海域竞雄的，不再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与郑氏的庞大舰队，而是后起的英法等国；他们先后以炮舰敲开闭关自守的中原天朝。在英法联军之后的不平等条约中，首次将安平列为通商口岸；于是，德商、英商、美商洋行纷纷在此设立。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德商东兴洋行还屹立在安平古堡的西侧。

而此时，安平古堡，这座曾经的王城，仅仅做为清军的军械库，但已年久失修。1867年出版，梅亚斯（Mayers）撰写的【中国及日本的条约港】一书当中描述的安平王城，已毁去内城四个棱堡及南墙，外城东墙也不了见。

雪上加霜的是，1869年，在一次英国与台湾的贸易冲突中，从香港赶来助阵的英舰发炮轰击安平，击中古堡军械库引发大爆炸，使得古堡主体建筑毁坏殆尽。1874年，沈葆桢为了防卫境外势力来犯，在安平古堡南方的二鲲鯓沙洲上建起一座新的炮台，将古堡外墙的墙砖搬过去使用；沈葆桢为这个新炮台亲题「万流砥柱」与「亿载金城」。

仅仅二十年之后，日本人就占领台湾。1897年，日本人将奄奄一息的安平古堡改建成红砖平台，并盖上了海关宿舍，1930年，又改建成文物陈列馆；这就是四十年之后，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所见到的样子，也跟今天的样貌相去不远。

安平古堡的衰败，固然有部分是因为台江内海被大量泥沙淤塞，失去了航运功能而退化为一个小渔港，但是，也跟四个世纪以来，东南沿海汉人在内陆天朝的政策压制之下，对于自身过往海洋记忆的遗弃有关。

这样的遗弃，延续到中原逐鹿的国共内战，以及冷战时期的两岸对峙，以至于我的成长过程中，完全不知晓安平古堡的本来面貌，只留下一个从赤崁楼通往外海的地道传说印象；也不知我的郑氏先祖们在那被铁丝网、碉堡与机关枪隔绝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汪洋大海上，曾经立下多少丰功伟绩，而只留下一个一心想反攻大陆、收复中原的英雄孤忠形象；更不会知道，我所留恋的台南小吃与民俗当中，有多少海洋文明的痕迹---比方说，以焗烤海鲜跟吐司面包结合而成的棺材板，与葡萄牙食品的关系、状元糕与阿拉伯甜食的关系、斋教菜堂与摩尼教「食菜事魔」的关系，以及「安平追想曲」这首脍炙人口的台湾闽南语民谣当中，一个安平女子跟远扬了的荷兰人的关系：

身 穿 花 红 长 洋 装

风 吹 金 发 思 情 郎

想 郎 船 何 往

音 讯 全 无 通

伊 是 行 船 人 遇 风 浪

放 阮 情 难 忘

心 情 无 处 讲

相 思 寄 着 海 边 风

海 风 无 情 笑 阮 憨

啊~

不 知 初 恋 心 茫 茫

这首自怜自艾的思恋之歌，似也象征着所谓的「台湾人的悲情」。然而，这悲情，难道不正是来自对于开放、冒险、交流之海洋记忆的压制，继而遗弃？

思及此，我不禁要问自已，将来，我要给我的后代甚么样的故乡记忆？在我童年上学路上方圆一公里、上下四百年的大井头、武庙、赤崁楼、大天后宫、上帝庙之外，他能否看到更丰富的景象、眺望到更远的地方？

所幸，沿海汉人四世纪以来所经受的、中原天朝对海洋记忆的压制与遗弃，终将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冲刷、淘洗。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沿着鲲鯓的海岸线散步、捡拾沙滩上的宝螺与骨螺。在安平古堡，恢复王城风貌的努力正在进行中，而一个具备多元风貌的安平，而非被抽离了海洋记忆的汉人中心主义所独霸的安平，也在渐渐苏醒。我期待，有朝一日我的小孩在这里，可以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帆船与访客；甚且，他可以驾着其中一艘船，到海上追梦、追风、追寻先祖未竟的脚踪。

我希望他记住，他是海洋文明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