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上讲,秦汉时期,中国是君主丞相制;隋唐宋元时期,中国是君主宰辅制;明清时期中国是绝对君主制。仪式上讲,宋之前,丞相可以和君主制坐而论道;宋朝时,丞相不能坐了,那就站而论道吧;明朝时,丞相没了,而
历史上那些敢于说不的丞相们
端木赐香
秦汉时期,中国确立了君主丞相制的政体。其主要特征是皇帝至高无上,但是丞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无形中对“朕即是法律”的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用现代最流行的概念来讲,那就是:丞相也可以说“不”。
例如汉初刘邦想改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为太子,时任副丞相(御史大夫)的周昌虽然是个大结巴子,但是结巴子也可以说不,而且越急,这个“不”说得越坚决,《汉书•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记载,这个结巴子梗着脖子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期期”两字,是周昌结巴时多发出来的音节。写史书的文人心存坏意,竟都给人家原字实录下来了。不过也有一个好处,中国至如今还有一个形容人说话不利索的专用成语:“期期艾艾”。“艾艾”是刘义庆《世说》里另一个结巴子邓艾创立下来的典故,说话自我称谓时常“艾艾”个不停,据说司马昭曾逗过他:卿云艾艾,到底几个艾?
接着说咱的“期期”丞相,周昌这么一“期期”,还真把刘邦给“期期”回去了,他以后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了。
再比如,汉惠帝死后,其子少帝继位,吕后秉政。丞相陈平等怀疑少帝并非惠帝亲子,于是在吕后死后废少帝,另立文帝;西汉中期,昭帝死后,霍光迎立昌邑王。后来感觉昌邑王有些不成体统,于是废昌邑王,另立宣帝……总之,这些丞相不仅敢说“不”,还敢用实际行动做“不”,令人羡慕啊!
即使从仪式上讲,中国的丞相也挺牛的,特别是秦汉时期。比如: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在朝廷上,丞相甚至有与皇上一起接受百官叩拜的殊荣。皇帝在街上遇见丞相,双方必须下车互相施礼。丞相生病时,皇帝须到相府探视等。但是事情在发生变化,也许正是领教了丞相说“不”的威力,聪明的帝王们就开始制裁丞相们了。唐代时,丞相地位就有所下降,特别是丞相由原来的一二人、三四人增加到七八人,甚至十来个人,这样相权相对被削弱了。但是表面上看,丞相还是很有面子的,仍然有面子与皇帝坐在一起,喝着茶水,讨论着国家时事。这种面子,乃中国士大夫最向往的一种境界:“三公坐而论道”。所谓的三公,乃是秦汉时期形成的一套最高行政官职。一般认为,秦及汉代前期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晚期的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以及东汉的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
中国丞相坐而论道的自在,让大宋的开国帝王赵匡胤不舒服,于是他玩了个小把戏。有一天,正跟丞相们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头眼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丞相们不知是计,纷纷起身前去,预先安排好的内侍乘机把丞相们的座椅给撤掉了,中国丞相从此是站起来了,却再也没有了坐的资格。
站着就站着,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大宋的丞相说起“不”来依然底气十足。比如,赵普就敢跟赵太祖拧脖子,赵普要给一个人升官,赵太祖坚决不批,回宫了,赵普就在后面跟着,站在宫门口不走。当然,大宋不只丞相敢跟皇上拧脖子,就是一般的士大夫也敢。因为太祖给后代留下的誓约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可恨的是明朝,朱元璋一上任就大搞个人崇拜。中国的君主专制终于从秦汉时期的君主丞相制、隋唐宋元的君主宰辅制退化为明清时期的绝对君主制。具体做法就是,朱元璋以擅杀枉法罪杀掉宰相李善长、胡惟庸,并以此为借口废除宰相制。元璋自己要亲自处理政事啦。据《明太祖实录》,这个农民出身的小农皇帝对于自己的创举非常得意,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设丞相,不旋蹱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所以稳当。”为了大明江山永远稳当,他下令“以后嗣君,毋得议制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一句话,丞相让元璋给废了。从此,中国再也没了说“不”的丞相,相反,倒是皇上他老人家可以随便说“不”了。
当然,皇上说“不”的时候,总离不开助手的,于是明代出现内阁制度。但是更多的时候,皇上要用宦官理政,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讲,明朝实行的乃是宦官政治。宦官既然上了桌,士大夫就只能屈膝了,他们中的佼佼者,连站着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统统跪下了。
这一跪就完了。当西方使者遵奉其国主之命,试图前来与中国建立平等商贸外交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形则是:中国的统治者非得叫西方使节跪下说话,可西方使节坚决不干。据说当时的西方,曾流行一本小书,名字就叫“西方可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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