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著《民国红粉》目录

张耀杰著《民国红粉》目录

于建嵘：义侠张耀杰，东书房常客。一日带人来访，恰遇上访者。访民哭诉冤屈，耀杰兄与之同悲。同来之人不以为然，且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兄目圆发直，怒骂。且质问我，这等不肖之徒如何坐在你家里，还在此胡言乱语？！告知，并不识此人，随君来也。耀杰兄好似睡梦刚醒，茫然许久。

000范泓先生序（2491）

01隆裕太后，1912年的光荣革命（4857字）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另外两道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治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民治授权、宪政限权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这一天算起的。

02刘一，民国第一女官员（4726字）

1951年除夕之夜，已经在土改运动中变成地主婆的刘一，在睡梦之中离开人世。家人害怕当地政府出面干预，只好用几块门板拼装成棺材，把刘一的尸体用板车拉到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匆匆加以掩埋。这位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叱诧风云的巾帼英雄，连一个坟头、一块墓碑，都没有能够留存下来。

03黎本危，民国第一如夫人（3380字）

据一则民国轶事记载，京津上流社会都知道副总统夫人黎本危女士，近年跟着教师学习英、法语言，已经能与外国人直接谈话。每当有社交舞会，黎夫人就负责招待女宾，她深谙西方礼仪，每每令宾主尽欢。

04汤月瑛，辛亥革命中的殉情殉道（4123字）

从良妓女汤月瑛殉情殉道的服毒自杀，并没有为当年的革命事业，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反而为中国传统礼教反人道、反文明的吃人害人，添加了一例标本个案。

05沈佩贞，男权社会的照妖镜（11675字）

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传奇女性，同时也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围绕着她的是是非非，既可以充分展现中国女权运动及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社会摧残败坏女性权利的专制传统。

06马青霞，豪门富孀的财富传奇（10911字）

马青霞在周作人的印象里面，是一个富孀传说；在孙中山笔下变成“巾帼英雄”；在鲁迅笔下，她获得了“才貌双全”的美誉。

07吕碧城，女权高唱与绝情独身（15782字）

吕碧城的女权高唱，于第一时间赢得上流社会半新半旧的文人雅士、官场大吏的唱和响应，从而成就了中国女子公学第一女校长和中华民国史上第一女徽商的人生辉煌。

外一种：严复与吕碧城的师生情缘（4396字）

08赛金花，“护国”名妓的真假是非（6221字）

经过诸多文人骚客添砖加瓦的大事渲染，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跨国情事成为当时报刊的热门话题。赛金花本人为抬高身价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地推出各种捏造夸张的口述自传，从而演绎出一段令局外人信以为真的文史悬案。

09陈粹芬，孙中山的第一位革命情侣（5758）

父母双亡的陈粹芬，自从1891年认识比自己大七岁的孙中山之后，在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她经常给革命同志洗衣做饭，传递密函，甚至于从事秘密运送枪枝弹药之类的地下工作，是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第一位革命情侣。

10宋庆龄，孙中山的一生挚爱（12703）

当年曾经有人询问孙中山有什么嗜好，孙中山回答说：“第一是革命，第二是女人。”回顾历史，在孙中山所喜爱、所追求的所有女性中间，曾经留学美国并且才貌双全的宋庆龄，才是他的一生挚爱。

11何香凝，革命女性的参政议政（5608字）

辛亥前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女性，有姓名可查的约有38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180多人，实际参加同盟会的有54人。在这54人当中，能够把革命与参政贯穿始终，并且跨越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时代的，只有何香凝一个人。在革命与参政之余，何香凝还是著名国画家。美中不足的是，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认为，外婆“不是一个成功的母亲”。

12 万冰如，可歌可泣的贤妻良母（5755字）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高陶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并不是高宗武、陶希圣，而是成长于湖北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13 陶琴熏，民国名媛的生离死别（5563）

1957年，“不平则鸣”的陶琴薰在总工会国际部张贴大字报公开诉苦：“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14 张幼仪，男权弃妇的依附与自强（9150）

张幼仪既是徐志摩的男权弃妇，同时又是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的挚爱养女。她正是通过对于徐氏家族的有限依附，才在工商业界创造了一曲自力更生、发奋自强的女权传奇，并且当仁不让地充当着徐氏家族集传统大管家与现代经理人于一身的代理掌门人。

15李超，女大学生之死的轰动效应（6215）

假如没有《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影响，李超很可能只是被中国传统的男权家庭和强权社会所残害埋没的一名殉葬者；而不是轰动一时并且助推人性解放、女权进步的殉道者。

16庐隐，文坛情场的“兴风作浪”（8567字）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性婚恋作家。她创作的大部分婚恋小说，其实是自己遭遇的三段自由婚恋的真实记录。她对于男女婚恋任性而为、纵情纵欲的病态逆反，在伤害最为亲近的家庭成员的同时，也直接导致自己在贫病交加中难产而死的悲惨结局。

17冯沅君，女研究生的自由恋爱与积极进取（15095）

冯沅君的婚恋小说所依据的主要是她与王品青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历。冯沅君移情别恋陆侃如，直接导致王品青在河南老家离开人世。随着时间推移，王品青与冯沅君的生死恋爱逐渐淡出世人视野，从而演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扑朔迷离的一桩悬案。

18阮玲玉，真假遗书与三角情爱（7805字）

无论是“前夫张达民”还是“乃夫唐季珊”，都只是阮玲玉事实婚姻中的性伴侣，而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合法丈夫。最为直接地刺激阮玲玉自杀的不是张达民的依法控告，也不是报刊记者的“人言可畏”，而是唐季珊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及家庭暴力。

19王右家，点燃曹禺灵感的民国美女（9253字）

王右家是罗隆基的婚外情人，同时也是曹禺创作《日出》和《桥》的灵感源泉。1943年6月28日，王右家与罗隆基绝情离异。在男女情场上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罗隆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受这样的精神打击，于是在此后的情爱生活中，变本加厉地逢场作戏、玩世不恭。

20刘清扬，革命女性的情爱纠结（12453字）

张申府从风行一时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身上，学习的到主要是只享受弱势女性的单边忠诚和单边责任，而不肯对更加柔弱的女性伴侣付出对等责任和对等忠诚的反人道、反契约、反文明、反社会的单边片面的男权意识。相对于张申府的男权意识，公开提倡女权运动的刘清扬，在长达27年的婚外同居中，所扮演的只是自相矛盾的女性玩偶的悲剧角色。

21萧红，情痴作家的错爱人生（5050字）

萧红既不是争相追捧的美女作家，也不是斗争激昂的文艺战士；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她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苦苦挣扎，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悲惨命运。。

22 冰心，左右逢源的女性智慧（11215字）

1948年前后，旅居日本的冰心把“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赞美之辞，奉献给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到了1991年，冰心又把更高规格的“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的赞美之辞，奉献给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世纪老人冰心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略和女性智慧，在这两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外一种：冰心与林徽因的是非恩怨（5298字）

后记：民国红粉的写作与致敬（2588字）

郭于华：最美是自由

——由张耀杰的《民国红粉》谈女性的自立与自由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4-04-25/100670522.html

财新《新世纪》 2014年第16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4月28日

《民国红粉》中描述女性凡22人，虽然她们的家世、性格迥异，遭际、命运不同，但在那个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相互纠结的时代中，却都是些非凡的女子；或者不如说，她们都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色彩，是为民国红粉。

悲剧源于不自立

诸红粉中，且不论那些“殉情殉道”、“绝情独身”、“生离死别”之种种，即使担当了大任或开创了先声抑或拥有万贯财富或才情文采的“成功”者，也都不免多少为某种悲剧色彩所笼罩，“红颜薄命”似乎有着更为广义和普遍的内涵。

不言而喻，在一个传统桎梏虽已开始松动但仍为专制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男性又何尝不在悲剧之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常常被归结为来自于不独立、不自由，即依附于某种外部力量以及在长期依附中形成的依附性人格。传统的可依附力量可以是家族、父兄，丈夫和夫家，也可以是权力、金钱；无论依附于谁都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状态。而吊诡的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那些促使女性摆脱依附、走出家庭羁绊的力量——革命、组织，或者革命组织的化身，本身又成了依附的对象。于是，“女性解放”有时不过是依附对象的转换，女性由一种附属品转变为另一种附属品，其作为花瓶、工具或可供驱使的力量的性质并未改变，甚至可能由此而陷入更深的悲剧性渊薮。书中的刘清扬、萧红等可谓从一种依附转换为另一种依附的典型人物。

女性若要去除依附性、成为独立自强者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资源的。是否拥有资源和拥有何种资源决定了她们在自由之路上能够走多远。各种条件资源中首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资源和能力，试想作者最为赞赏的张幼仪若是一位缺少经济支持的文艺女青年，是否能够撑住了自己和孩子，也撑起了婆家、娘家两个家族？民国时代，工商社会开始繁荣，资源条件相对增加，选择的空间也相对较大，这些为个人能力、学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当然，除了经济和社会条件，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因素：理念，能力，修为，身心的强大。可以这么说，没有资源很难独立，有了资源未必独立；前者如李超，萧红，后者如刘清杨，庐隐，即使强大如张幼仪这样的女性，最终也未能完全脱离家族、父兄的制约和自身理念的束缚。更不用说比如萧红，几乎是碰上谁就跟了谁，但即使是革命青年，也终未能让她自强自立，自由自主地生活哪怕一天！作者用了“情痴作家的错爱人生”来概括萧红，其实根本原因不在“错爱”，不在遇人不淑，而在无法自己安身立命。

被解放不是真解放

女性解放是民国以来的重要议题，直到今天仍未完结，不对，应该是仍未能真正展开。民国初开，自由之风东渐，红粉们开始追求解放——独立，自由，新生；许多人甚至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进行这一追求，但仍未能挣脱“娜拉走后怎样”鸟笼子。女性解放还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人们通常认为一场革命的胜利、一个新制度的建立或一个政权的更迭能够带来真正的妇女解放。这种解放的标志通常是女性走出家庭，摆脱传统角色的束缚，在城市中参加工作，在农村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男人平起平坐，“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等。这一解放过程甚至被一些男权主义者认为已经过头了，说“现在应该是解放男人的时候了”。

“革命等于解放”、“女性解放过头了”的说法之所以不对，就现实而言是因为其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女性受教育比例、女性就业比例有明显提升的数字，还必须看到最能体现性别是否平等的人口出生性别比，118甚至超过120的数字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就道理而言，我认为这种解放其实是一种幻象，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解放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被恩赐的；解放是自我解放，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一如被册封的“领导阶级”也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为同样道理。

美国“性学家”苏三（Susan）女士在比较了中西男女的一些特点后认为：中国男性的性行为更倾向于“等级观念”，从一个男人的自我角色出发，从这种性关系中得到认证自我存在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人与上级和同僚同去做这类事情的占很大比例，西方人则不会这样。通俗一点讲，西方男人纠结于灵与肉之间取舍，而中国男人纠结与地位与肉体之间。在中国做女人不容易，作美女更难。……美丽被从这个女人身上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为男人利用的工具，失去了独立人格，这种心理状态依然普遍。……相比之下，西方女性可以选择的余地更大，在西方做个美女不会太难。

被解放仍然是一种工具化过程，因而完全可能成为新的压迫。民国时代不乏追随甚至积极参加革命的女性，但许多却在革命洪流中被冲刷得伤痕累累以至完全失去了她们开始所追求的个性、自我，甚至被消蚀了女性与人性，上演了无数场悲剧。49年之后的农村女性也有着同样的“解放”过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政治运动，并不意味着与男性的平等，而只是从家庭、宗族的附属品变成集体和国家的工具，而且是低一等的工具。这种“解放”的逻辑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宰制，造成了女性解放的话语、解放的实践和解放的感受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    

女性解放的历史与现实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政体的性质，其父权本质显著而且从未改变。只要这一性别政治的根本不变，权力就依然是毒药，也是春药；女人是工具、是花瓶或者是祸水的不公正状态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女权与人权当同步前行

性别不平等是权利不平等的突出表现，因而，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须与争取人权、即人的解放和自由同步前行。近年的一次中国妇女地位世界排名占到第28位（按照三套指标：人文发展指数HDI；性别发展指数GDI；性别赋权指数GEM；），  这很是让一些人感到骄傲；但不能忽略的另一个排名是中国人权状况的世界排名，总在一百上下；  人们不禁会问：何以可能在人权状态如此的情境下女性地位独高？

中国文明自帝国专制确立以来就依奉一种成王败寇的法则，这一文明的基本逻辑之一就是膜拜强权，崇尚暴力，与现代政治文明有着相当距离。这一逻辑不改变，则女性解放无可期待。不独女性，强权之下，整个民族失去了阳刚之气：独立、自主、自由、奔放、主动、创新的气质大都在被剿灭之列；而懦弱、猥琐、犬儒、阴柔、谄媚等奴性奴相却因强权和实利的滋养而疯长起来。强权的剥夺和压迫造成人的工具化，人性的麻木和丧失是根本问题，简而言之，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要拿人当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男人或女人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争取女权的斗争与争取人权的斗争本是同一过程，同一方向，女性争取平等权利与男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指向不是对方，而是施加压迫的强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女性还是男性，作为公民都需有所担当，都要成为行动的主体、意识的主体，在追求和保护权利的过程中才有真正的女性解放和人的自由。

《民国红粉》的作者以深入细致的考据功夫，呈现民国时期诸多女性人物的家国传奇，志在剥去伪造历史的外衣，重新认识历史，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在“考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局限性和幽暗面”之时，剖析之笔更需指向造成大多悲剧的内在缘由。作者认为许多民国女性就其人性表现而言“是不达标的”，亦有评论者将作者的历史考证视作“剥洋葱似的，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革命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中的光鲜人物，剥光给我们看”——“她们就是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个冠冕堂皇的美好借口而已”。我以为这样的“剥皮”有失厚道，而且并无意义。历史学者应该做的是呈现真相并寻找悲剧和苦难的结构性根源，而不是对个人进行道德化谴责。细品之下，红粉当中，多是可怜之人，而被作者批评最多的萧红其实堪称最可怜者。

独立自强的女性最美，人的解放和自由路途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