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与刘仲敬谈段祺瑞

与刘仲敬谈段祺瑞

张耀杰

自从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出版以来，学术界和舆论圈兴起了为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评功摆好的言论时尚。而在事实上，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只不过是不算太坏而已，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丰功伟绩和高尚美德，就只能被认定为单边片面、一厢情愿的矫枉过正。这种矫枉过正在刘仲敬所谓“重新评价段祺瑞”的文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5年8月13日，萧三匝通过微信公共号发布刘仲敬的文章《重新评价段祺瑞》，我通过询问得知，这是一篇因为涉及某些敏感内容而被《中国企业家》杂志撤稿的专栏文章。上网搜索发现，“共识网”另有内容重叠并且篇幅更长的一篇《好部下和坏领导段祺瑞》，其中首先强调的是曾经留学德国的段祺瑞的所谓“职业性”特点：

“职业道德的关键在于克己的荣誉，瞧不起旧军的私人色彩，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民国成立后，这种职业道德的水准反而降低了。段祺瑞的特点就是职业性，不跟上司共进退。他回国以后，并不像淮军前辈一样回乡招兵，然后游说朝廷任用，而是耐心等待符合他标准的新军。无论谁做他的领导，他都照样办事。依照民国对军阀的定义，他这种表现就不能算做袁世凯的军阀系统。袁世凯器重他的专业能力，笼络备至。但袁世凯1909年垮台的时候，第四镇统领段祺瑞只是改任第六镇。”

刘仲敬所谓“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用在习惯于充当国际雇佣军的只认金钱不认是非的普鲁士常备军的军事首领身上，是勉强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些军事首领对于部下的要求，恰恰是盲目服从的铁的纪律。这种盲目服从在希特勒的只认元首不认是非的法西斯党卫军身上，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荒谬程度。段祺瑞虽然有过在德国留学一年半的个人经历，却并没有显示出德国职业军人的职业性特点。他无论是在大清皇室面前，还是在主官袁世凯面前，都不具备主客双方甲乙平等、意思自治、明码实价、相互协商、各得其所、诚实守信的契约合同当事人的资格。

作为袁世凯手下的重要干将，段祺瑞的前半生总体上是与袁世凯共进退的。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解除官职，段祺瑞很快被明升暗降，由相当于师长的第六镇统制改任实权仅仅相当于旅长的侍郎衔江北提督，从而被驱逐出京津地区。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建责任内阁；第二天，段祺瑞便取代冯国璋的湖广总督职位，成为袁世凯在北洋军队中的第一代言人。1912年1月26日，在南北和谈的关键时刻，时任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的段祺瑞秉承主官袁世凯的旨意，领衔与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参议官吴光新、曾毓隽、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四十七人，联名电请大清皇室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段祺瑞的这一举动，公然突破了中国皇权专制时代一再强调的军人不得干政的常态法规。刘仲敬所谓“自居价值中立”的职业性特点，在段祺瑞身上荡然无存。

同样是基于段祺瑞身上“莫须有”的所谓职业性特点，刘仲敬最为大胆的论断，是把1926年3月18日发生在执政府门前肆意枪杀示威学生的“三一八”惨案，认定为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的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刘和珍逼宫胜利，等于冯玉祥不战而胜。鹿钟麟带兵杀进执政府，等于剥夺了冯玉祥又占便宜又卖乖的机会，其实就是段祺瑞的胜利。政治家的成败有许多不同的评判标准，想尽可能保护自己，还是想尽可能伤害敌人，各有不同的玩法。段祺瑞最后的玩法表明，他已经根本不想东山再起了。”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段祺瑞从来没有表现出刘仲敬强加在他身上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1932年8月2日，时任太原绥靖主任的阎锡山，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段祺瑞不惜投靠日本也要东山再起的政治图谋：

“合肥使人来云：北方军人均一致倒张，倒后段可收回东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诺。余答曰：未闻内乱愈张而外患能息者。日，大国也，不可测度，请段公勿受其欺。此为四月间事。五月间复专使来云：愿推公主持北方事以驱张，北方军由段担任，一致听命。余答以十九年欲出洋息内争，未果，变为内战，至今思及，尚为痛心。余岂肯再为内战之发动者！合肥老矣，当此国难之时，当局者刚愎固有遗误，元老当以原谅心理，以国民资格扶助，裨益国家，当不为少。请转陈鄙意为盼。使者遂返。七月下旬，复由王军长寄语云：外交、内部均已办妥，拟入宋哲元军中，效马厂誓师法，通电抗日驱张，只得公一诺即行发动。余曰：外患已成，国固不幸，然负咎有人，段公此举，恐以救国之心，蒙乱国之责。老矣，不若静心为愈。希转达为盼。”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改名“新京”的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段祺瑞、吴佩孚随之成为日本方面在华北地区扶植傀儡政权的热门人选。阎锡山在日记中所记录的，就是依然热衷于权力争夺的段祺瑞，为再次出山而进行的一系列地下秘密性质的政治投机活动。关于段祺瑞一会儿亲日、一会儿反日的角色转换，我几个月前就有长篇考证文章提交给某期刊，只能等正式发表后上网发布。

段祺瑞在蒋介石诚恳邀请下悬崖勒马离开天津，是1933年1月21日的事情。作为段祺瑞悬崖勒马、反日爱国的一种奖励和回报，南京政府财政部每月支付2万元的巨款，维持段祺瑞及其家人旧属的生活费用。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溃疡病复发，急送上海宏恩医院救治，第二天在医院病逝，终年72岁。段祺瑞去世后，段夫人张佩蘅迁居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蒋介石仍然派人每月送去5000元生活费，直至其终享天年。

明白了这些历史事实，刘仲敬在文章结尾关于段祺瑞的猜谜算命式的推理论断，便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硬伤浮夸：“他的晚年是节制和体面的，因为他的缺陷主要不在道德方面。他这种人如果生在比较正常的社会，很容易成为优秀的军官，足以发挥技术能力，却不会暴露判断力的弱点。他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时势所逼和资历所致，实际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国家。”

在我有限的阅读过程中，留下良好印象的是刘仲敬的两篇扎实严谨的考据性文章，一篇是《李公朴闻一多的死难之谜》，一篇是《秘密战线主持人李克农》。我如此评说刘仲敬，所眼点的主要是一种学术现象，并不是要把刘仲敬的学术研究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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