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情爱传奇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情爱传奇

摘录自张耀杰著《民国红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3日，他与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人，一同乘坐专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下榻于三马路客利旅馆。随后，他与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孙婉，应邀前往老友宋嘉树家里叙旧，并且在宋宅留宿。

关于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此后，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而在事实上，孙中山第一次入境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1896年，他最初并不是在美国与宋嘉树相识的，而是由曾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的同乡好友陆皓东介绍，于1894年春夏之间在上海认识的。

1912年4月6日，孙中山一行至江南制造局考察并且赴哈同花园出席统一党欢迎会，23岁的宋霭龄正式以英文秘书的名义陪同前往。4月7日，孙中山应中华民国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在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朱卓文、孙科、孙娫、孙婉、宋霭龄、宋子文等人陪同下，乘海军联鲸号军舰前往武汉。当时的许多珍贵照片，都是由18岁的宋子文负责拍摄的。4月14日，孙中山一行返回上海，当天晚上依然偕孙科、孙娫、孙婉入住宋嘉树家中。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一次流亡海外。1913年8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人丁怀瑾（石僧），以及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的协助下秘密抵达东京，由头山满出面安排居住在邻居海妻猪勇彦家里，以头山满家为通讯联络地址，并且由日本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安川电机的创业者安川敬一郎，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生活费用。同年8月29日，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宋庆龄，抵达日本横滨与宋耀如、倪桂珍夫妇及宋霭龄会合，并于9月16日随同宋霭龄第一次拜访孙中山。

当年的日本外务省密探，对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全程监视，据此整理出版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从相识相恋到曲折结婚的全过程：起初，宋庆龄总是与宋蔼龄一起去见孙中山，然后再一起离去。1914年5月24日，宋庆龄第一次单独访问孙中山。从6月起，她单独前往的次数越来越多，仅当月被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0次。同年9月，25岁的宋霭龄与34岁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在横滨结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一职逐渐由21岁的宋庆龄取而代之。为48岁的孙中山表现出来的超凡魅力所吸引，年轻美丽的宋庆龄很快便坠入爱河。

同盟会元老邓家彦，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英租界当局判处6个月监禁，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当时孙中山正在另行组建必须宣誓效忠并且加盖指印的中华革命党，遭到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元老派的强烈反对。邓家彦受孙中山委托出面调解，“好像媒婆一般，两边说合”。有一天，他陪同胡汉民（展堂）拜访孙中山，“两人相谈甚欢，总理忽问汉民近做何事。汉民答以正攻习英语，总理笑谓汉民曰：‘余可介绍汝一位好老师。’原来即宋庆龄也。”

关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恋爱曲折，邓家彦的夫人谢兰馨回忆说：“宋庆龄于民国二年在东京与总理邂逅，总理屡向之求婚，彼则坚持总理为基督教徒，不得多妻，必先与卢氏离婚，方得正式议婚。总理不得已，乃遣朱执信携款二万元赴粤，迎卢氏来日本，卒签字于离婚证书，而后庆龄方与总理正式结婚。此事颇遭党人之反对。”

这里所说的朱执信，其实是对于朱卓文的误记。相对于党内亲信以及长期两地分居的原配妻子卢慕贞，坠入爱河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必须加以克服的最大障碍，是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情爱关系已经被党内亲信纷纷反对的情况下，住在横滨的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却一所无知。对于热恋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来说，短暂的分离成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宣布就任总理之职。为了推动革命事业，他于8月14日致信1911年11月在伦敦认识的美国商人戴德律，希望美国有影响力的资本家，“能贷款至少一千万美元作初步战争费用，以为取得特许权的条件”。12月25日，孙中山在致戴德律信中表示说：“目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我先前的两位女秘书，是两姐妹，姐姐宋霭龄女士刚结婚，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与此同时，他要求戴德律明确答复能不能立即筹款，“以便我为明年的行动拟定计划”。

孙中山筹款运作的行动计划，主要指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宋庆龄的情爱追求。这一点在朱卓文的两封汇报信件中有较为集中地体现。

其一为1915年2月2日的信件：“廿九日抵沪，卅一日始与宋小姐相晤。据云他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至筹办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他云此事他甚赞，惟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刻下弟已将付［附］近一房陈设妥当，任他可（何）时均可到彼处办事矣。”

其二为同年2月4日的信件：“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此后有函件与他，照前日之住址便可直接收到矣。至先生之书已在通运搬回，惟零星四散，前之书箱已由彼等拍卖，一无所存，殊为可惜。现弟再购数书箱重行编好，置于宋小姐办事之房。此房颇为清净，谅当合他之意。”

宋庆龄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足以证明她对于孙中山的用情专一，以及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维护。比宋庆龄年长27岁的孙中山，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证明。他对于这桩跨代婚恋其实并不十分自信，以至于在1914年12月31日写给不久前丧夫的咸马里夫人的书信中，请求对方在宋氏姐妹离开日本期间，从美国前来提供协助。为了追求宋庆龄，他在欠缺革命经费的情况下不惜代价，专门派遣铁杆亲信朱卓文及其女儿朱慕菲即慕菲雅（Muphia）在上海租赁“办事之房”，以邀请宋庆龄教授英文为借口就近联络、穿针引线。

晚年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对于朱卓文父女有专门介绍：“1914年，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1915年10月，朱卓文同志（Jackman Chu）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外电报让他当面密谈，迫切要我和朱同志及他女儿即去东京。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朱卓文也在美国，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王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他们也为了这一目的同往欧洲旅行。朱卓文在欧洲同‘机关枪公司’（Vickers-Maxim Co）等进行过商务上的接触。”

与宋庆龄这种粗线条的事后回忆相比，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最为翔实地记录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曲折的，是1915年8月3日宋嘉树写给孙中山的英文回信，其中表示说：“7月20日大函刚刚收到。如果不是我离开神户两天，我将能早一点拜读尊函。我在舞子的前一站垂水停留了两天。”

接下来，宋嘉树谈到宋庆龄的婚姻大事：“我极为意外地从您那里听说，罗莎蒙黛应允并且期待结婚，此点，您从未对我说过。此前，她告诉您，一旦她去上海，将结婚并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到东京从事可靠的工作。关于她未来的打算，她从未对我说过一个字。一些时候以前，您写信并且询问我，罗莎是否将和我一起去美国，我立即复函奉告，据我所知，她将留在家里陪伴母亲。现在，您告诉我一件十分新奇而难以置信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它听起来如此奇特，如此可笑，这是超出于我的想象之外的小孩儿的玩笑话。”

罗莎蒙黛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宋嘉树的“极为意外”和“难以置信”，充分表明他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恋爱关系毫无察觉。于是，便有了他剖心沥胆、推心置腹的反复表白：“我的亲爱的博士，不要相信一个年轻女孩儿的小说语言，她喜欢给自己开玩笑。我能向您保证，我们是如此高度地尊敬您，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伤害您和您的事业。‘大叛逆者’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罗莎像您一样极为憎恨这种人。所以，不会有和这种坏人结婚的可能和危险。加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情。您似乎担心她打算当皇后，这是不会的。我要再次表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诱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用任何方式，去伤害您，或者您如此热爱、几乎全心全意地为之献身的事业。我将不会看到此类事情发生。您可以相信我，我将履行这一方面的承诺。我像您一样，是个一往直前的人，不希望欺骗我的朋友。我难以置信，她会有投身于我们共同的敌人脚下这种想法。她耻于和妾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热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不论是谁，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去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说来，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这里的“博士”，是杨天石在《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一文中对于doctor的误译。作为老朋友，宋嘉树当然知道孙中山只是一个医生而不是博士。关于“大叛逆者”，杨天石解释说，孙中山与宋嘉树之间的往来信件均用英文。“大叛逆者”的原文是Archtraitor。来函在此词上加了引号，表明此词来自孙中山原函。这是一个稀见词，由arch和traitor复合而成，含义比较复杂。它既有“大叛逆者”之义，又可以理解为“大叛徒”、“大叛国者”、“大卖国贼”。看来，孙中山在给自己的老朋友、未来岳父写信时，不好意思直说“似乎打算当皇后”的宋庆龄要嫁的是他自己；而是说明，宋庆龄想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Archtraitor”，用以试探宋嘉树的态度。从孙中山的观点看，称自己为叛逆者并无不当，然而，宋嘉树没有揣摩出这层意思来，他只是从贬义层面来理解这一词语。

以当年的国情而论，能够称得上是“Archtraitor”的中国人，大概只有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为孙中山忠诚老实的追随者，宋嘉树宁愿相信“Archtraitor”指的是袁世凯，也不愿意相信孙中山在形容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只好用天诛地灭的发誓诅咒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我的亲爱的博士，请您记住，不管情况如何糟糕，我们都是您的真正的朋友。我可以断言，在中国人中间，没有人比您更高尚、更亲切、更有爱国心。明智而又有良心的人如何会反对您？我们宁可看到庆龄死去并且埋葬，而不愿意看到她为我们的大叛逆者作妾，即使是（做这种人的）妻子（也不能允许）。您可以放心，我们将上天下地，竭尽全力，防止任何此类事情发生。”

宋嘉树在这封长信中，还谈到宋庆龄的另外两名追求者：“您说，您询问过我，罗莎何时结婚，我没有回答您，如果沉默意味同意，那您就将祝贺我和C。说实话，我现在不知道关于罗莎结婚的任何事情。永（yung）和丹纯（Dan Chung）过去经常访问她，但是，据我所知，她没有表示过愿和他们结婚。我没有听说过您在上次来信中所说的情况。我从未收到过您的那封信。它从未出现过。可能遗失在途中了。我如何能知道它的内容？如果我不知道，如何能在沉默之外，有其他表现？所以，沉默不意味‘同意’。您还是暂且保留您的祝贺吧！……”

与此同时，宋嘉树保证说，“您的要求已被执行——您和‘永’的信均已付火”。孙中山收到这封长信之后很快写来回信，其中应该承认了自己就是“似乎打算当皇后”的宋庆龄所要嫁的那个“Archtraitor”。于是，宋嘉树在8月13日落款为“您的真诚的宋查理”的回信中写道：“大礼拜收。刚刚收到罗莎蒙黛的信。她说，她因为在上海的一个家庭里教书，不可能和她的母亲一起去姐姐那里。她们母女两人都要求我到山西宋夫人处，我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能答应，其中原因之一是，前些日子，我的健康变坏了。但是，即使我好了，也不去。我艰于行走。事实上，我变得如此衰弱，根本不可能恢复。星期天，我将乘法兰西邮船号赴上海，那里，我曾休养过。按照中国的风习，宋夫人必须到山西去，我将尽力选择某一个人和她一起去。我可能再回日本。倘若我回来，我将去看您。再见！祝您健康，事业成功。”

在这封信的正文后面，另有宋嘉树补写的附言：“在您再次见到我之前，请不要给我写信。”杨天石据此得出的判断是：这说明，宋嘉树在主意未定之前，不愿意继续听取孙中山的有关陈述。他放弃美国之行返回上海，为的是与夫人倪桂珍商量并听取宋庆龄本人的意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庆龄信中所说的“她因为在上海的一个家庭里教书”，其实就是在孙中山出钱为她专门租用的“办事之房”里，以给朱慕菲讲授英文为借口，定期与朱卓文父女商量对策用来排除来自父母方面的婚姻阻挠。这是已经感到“极为意外”和“难以置信”的宋嘉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巧妙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