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到底想怎样？

西闪/文

英国人或许不是地球上惟一爱排队的民众，但肯定是最以此为傲的人。他们把排队看作文明意识与规则精神的具体体现，英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一位移民作家就写道：“英国人，就算孤身一人，也要有板有眼地排队。”如今，一本叫《Icon》的英国杂志在网上把排队评为当代英国的象征之一。英国内政部主管移民事务的次长还宣称，作为移民融入英国社会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排队应该列进入籍考试必读的《英国生活方式》一书中。

有机构做过统计，按照平均寿命算，一个英国人一辈子花在排队上的时间约为半年，达到了169天。我猜测，假如做一个粗略的调查，中国人花在等待上的时间定然不会低于这个数。只不过，那其中一半时间大概都是在插队、推搡、争抢、抗议——当然，还有掌掴与斗殴中耗去的。而这样的等待几乎不能称作“排队”。因为所谓排队，本质上应是一种有序的等待。

美国人花在排队上的时间不比英国人少，对此也有人做过统计。3.9亿美国人每年花在排队上的时间约为370亿小时，以70岁的平均寿命计算，平均每个美国人一生排队6600小时左右，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

柏杨曾经比较过中外的排队现象。他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认为，中国人只是把排队视为一种学说，美国人却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有时候，中国人也会像模像样地排队，比如在公交站台上。可是车一到站，有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队伍立刻土崩瓦解，“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老弱妇孺皮青额肿。

几十年前柏杨对“中国式排队”的描述到现在并没有过时，不过他把这类现象归咎于民族劣根性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不少人认为，把丑陋的社会现象归因于民族劣根性，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有些人天生不配享有某些美好的事物。这种批评表面上有理，却是基于对柏杨的误读。是的，柏杨的确对中国人丑陋的国民性火力全开，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根深蒂固的劣性是人的本性，不会变易，或无从更改。就好比爱排队是当代英国人的性格，然而这一性格本身并非与生俱来。实际上，排队是随着公共交通的兴起才进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大致起始于维多利亚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人们不得不增加每天等待的时间。久而久之，排队才深入人心，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当然，没有国民性的其它部分，例如正义感、规则意识等的支持，等待的队伍就永远排不起来。

因此我们要承认，在特定的环境约束下，一个大规模的人群总会显现出某些共性。同时也要承认，国民性也好，民族性也罢，这些牢固的共性终究不是天性，而是习性——它是 “second nature” （第二天性），完全可以视作习惯的同义词。

一般来说，动物的习性都很牢固。但是，只要条件可能，习性也会改变。比如鸟儿每年春秋往返南北，以利于自身的繁殖与避寒，这种重复的行为就是候鸟的习性。但是，随着环境变化，有些鸟就会发生习性上的转变。譬如北海道的丹顶鹤本是候鸟，由于当地居民长期持续投食，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放弃迁徙，成为留鸟。

习性的形成总是受制于诸多环境因素。不过就像排队一样，相较于空间、资源、制度、文化等等因素，时间因素可能是习性形成中最难预测的。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承诺的策略》中回忆了美国人的卫生习惯。他记得当年的人们随地吐痰，即使室内也不例外。后来电影院、电梯口等地方有了痰盂，接下来出现了禁止吐痰的各种规定、标识，再后来人们不用任何提醒也能下意识地做到不随地吐痰，这个过程仅仅用了75年。同理我相信，只要制度上得以保证，不出两代人的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将以前广泛存在的酒后驾车现象当作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见，时间还有一种遗忘的魔力。要不了多久，一起活在某种习性中的人都会误以为，他们现有的行为方式都是理所当然的，或天经地义的。比如印度人16世纪才食用咖喱，1920年才开始饮茶；日本人1870年后才使用鼓掌的方式表示赞同；苏格兰裙则是18世纪末英格兰工业家的发明；1900年，黄帝才第一次成为民族主义者想像的共同祖先。但是，人们对这些真相不感兴趣，而是想当然地把这一切都记在久远如神话的历史簿上。当然，假如这些共有的行为方式不再随时间而积累，而是稀少了，中断了，人们遗忘的速度也将是惊人的。

所以，假如我们真的在乎所谓的民族劣根性，不必把目光过多的投向历史深处，而应关注晚近的、切实的累积和变化。因为很大程度上，在车上掌掴不让座的青年，在客机里殴打空姐，在医院里袭击医生等等这些当代中国人的暴戾行为，与公平正义是否一一得以实现有关，与制度、管理、技术和观念是否时刻维系和更新有关——那些人性善恶、传统兴亡以及民族优劣的哀叹是不着边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