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活着付出了哪些代价？

西闪/文

当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在日内瓦宣布，他们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观测到了新粒子，与寻找已久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普通人对此理解了多少呢？科学家们表示，尽管这种粒子尚未完全确证是希格斯玻色子，但误差的可能性已经下降到十亿分之二的水平。而一旦它被彻底证实，那么人类将得到认识宇宙的一面最直接的镜子。因为它极有可能就是万物的质量之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

然而在令人激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的提问却造成了一丝短暂的尴尬。他说自己无法完全弄明白“上帝粒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如何“无中生有”创造出质量的，可否请在场的各位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把它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在科学家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最终新闻发言人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们不能给你一个比喻。”

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把人们相对稳定的日常经验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这是造成此类尴尬的根本原因。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就预见到这一点将会给人类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波兰尼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优秀的哲学家，他曾经就相对论的成因请教过爱因斯坦本人。后者明确告诉他，物理教科书上各种关于相对论的流行故事都是虚构的。他从来没有想过构建一个理论去解释某个实验，或者印证某个现象。实际上从他16岁萌发念头到26岁提出完整理论，都是基于合理的纯粹思辨，而非经验事实的触发。在给友人的信里，爱因斯坦也写道，他提出狭义相对论纯属理性的直觉，经验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很显然，相对于枯燥的真相，人们更青睐精彩的故事。就像牛顿似乎真是因为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而发现万有引力。

波兰尼提醒人们，简洁或许是伟大理论的一个标志，但伟大理论罕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简单。我们可以轻易地记住E=mc2，但要真正理解并运用好这个质能关系式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种理性与经验的鸿沟如何解决，让人颇伤脑筋。

鸿沟有时候会阻碍理性的进步，但是目前看来，它对普通人的生活损害更大。譬如2000年后，一些美国人曾经试图通过立法更严格地限制饮用水中砷的含量。他们要求把每升水50微克的标准提高到不超过10微克。这项动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直到科学家们费尽口舌地说法人们，改变标准将让美国人多花2亿多美元，并且每年挽救的生命不多于六人，提案才被搁置起来。

与科学家试图缩小鸿沟的努力不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扩大并利用这一鸿沟才对他们有好处。他们竭力把科学家与普通人隔离开来，屏蔽真相，制造烟幕，散播谎言，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用其极。当然，最有效的方向就是影响政府的决策。有人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特殊利益集团都在利用这种鸿沟来达成目的。在美国华盛顿，99%的团体随时准备参加国会的听证活动；98%的团体在立法者的办公室里见面；92%的团体在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利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科学信息；86%的团体向一般公众投放有利于自身的广告。他们构筑了巨大的屏障，并从中牟利。甚至有人认为，没有这道鸿沟，像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不可能靠纳税人的金钱活到现在。看过电影《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观众或许知道，他们取得了令人惊骇的成就。幸运的是，这些团体多到了无法垄断任何领域的程度。这时候，协商式的民主起到了有效地制衡作用。

可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情况明显恶劣得多——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成为普通民众扑腾的大沼泽。不久前杭州发生的事情就是明证。为什么一个获得了所有行政审批许可手续的工程，却在不经复核程序的情况下因“民意”而骤然下马？恐怕就是施政者无意弥补这道沟堑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失去了信任，伤害了民众，也间接地扩大了理性与经验的鸿沟。

法学家凯斯·桑斯坦在《恐惧的规则》一书中说，只有在民主的国家里，政府才有权不屈从于公民的恐惧。因为这样的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事实，并且真心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样的道理，政府也要为理性与经验的沟通担负起责任。依靠公正的制度，运用法律的权威，尊重民众的自治与自由，仔细倾听民众的言论，普及全面的科学知识，并采取细致温和的施政步骤等等。当然，民众也要像施政者那样担负起弥合分歧的责任。双方都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任何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并且这些代价不能由别人来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