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政学两界

（新版封面效果图）

（2007年旧版封面）

张耀杰：民国时代的政学两界

博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讨论会之一

时间：2007年9月22日

地点：金码大厦三层303室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68157.html

[张耀杰题记：2007年8月，《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纳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进英才丛书”正式出版。由于资助方及出版方的原因，收入该丛书的十部学术专著都没有能够进入图书市场流通销售，每位作者得到的报酬仅仅是200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在博客中国总编王俊秀先生帮助下，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专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杜光、陈子明、雷颐、张鸣、丁东、王东成、黄钟、王从圣、王洪波、徐琛、张星水、赵国君、王学会、王俊秀、韩三洲等数十位师友。时间已经过去七年，这部学术专著经过重新修订改写之后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尽管新版《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与旧版相比至少调整替换了三分之一的内容；诸位师友当年的讨论，今天读起来依然有令我耳目一新的感受。上网搜索一遍，发现在博客中国网站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的原稿，由我转发到凤凰博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68157.html）的文本又存在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所以我花了几天时间重新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在此对于当年参加讨论的诸位师友，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谢。2014年5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主持人开场白：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张耀杰先生是我们博客中国的专栏作家，与会的很多专家、学者大部分是我们博客中国的知名学者、专家，很高兴这次“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讨论会把大家邀在一起进行座谈。这次主要是张耀杰先生他这本书出来之后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所以邀请大家来一起议议。下面把话筒给张先生讲几句。

张耀杰：首先感谢博客中国给我们这些写博客的人提供一个平台，帮我们搞了这样一个大家互相聊天的会。另一个就是感谢各位师友捧场。反正写一本书总想让自己喜欢的朋友能看到。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对不起大家的，我今天晚上7点30分的火车站，所以希望尽快能结束，大家在一起坐坐吃个饭。

我简单说一下写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去年我的《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出版后，山东大学附中的李昌玉老师给我写了一篇书评，说是当年的胡适、顾颉刚这些人是“古史辨”，我写这本书是“新史辨”。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抬高了，但是他所说的大致思路我还是认同的，我现在就是想考证一下这么多年被埋没和歪曲的一些历史事实。刘自立今天没有来，他在文章中说我的书中有太多的史料，成了史料的海洋，没有自己的观点了。我对他说，是出书时候出版社编辑把我的观点给抹掉了，我自己也不愿意让编辑为难，交稿之前很自律地把一些观点给删除了。这件事情不能怨我，要不然出版社就不给出版的。我把史料摆出来本身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材料取舍的，有些明白话我是不得不抹掉的。在1949年之前，像梁启超、蔡元培、林纾、胡适、鲁迅、陈独秀、徐志摩这些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民间出版社，任意删稿审查的事情，其实是并不常见的。

我的观点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用西方先进文化的“劳心者治官”替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劳心者治人”。我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的文明社会，中国直到今天依然是家族农耕加皇权专制的前文明的身份等级社会，尽管许多人住进了城市搬进了高楼，他们根深蒂固的拜祖宗、拜皇帝的身份等级和人身依附意识，并没有被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普世性的文明观念所替代。单就公共领域内的制度建设而言，我觉得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劳心者治官”与“劳心者治人”。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要限制国王的最高权力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也是这样，民主宪政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要分割和限定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以便达成治官安民的文明效果；而不是像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那样，专门要居高临下、欺软怕硬地帮助专制皇帝来愚弄老百姓、管制老百姓。

我这本书原来有一个自序，大标题是“劳心者治官与劳心者治人”，副标题是“政学两界的路径选择”。由于害怕出版社不能通过，我自己主动给拿下来了。

读过一点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英国的《大宪章》是由英国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制订的，主要目的是分割限制国王没有边界的绝对权力，从而保障每一位个人的基本人权。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同样是由贵族和精英制订的，同样是要分割限制公共强权，进而实现保障每一位个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中国的儒教文化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贵族精神和精英意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甚至于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阿Q，都把自己当作拥有“劳心者治人”的特殊权力的特殊材料。

我一直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真正起点。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尤其是从头到脚的所有物件，几乎没有一件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文明技术的产物，而是西方现代文明技术的产物。连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字，都是胡适和钱玄同参照着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倡白话文和简化字的结果。

现在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一些海归派和新左派对于国际跨国资本的攻击。什么是国际资本呢？国际资本就是用来投资赢利的金钱货币或者说是金融资本。国际资本的货币与我们手中的外国品牌的手机一样是一种人造物，它本身是没有可以进行创造思维的脑袋的，是有脑袋的人在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利用这种国际资本创造财富，并且按照民商法律所规范的商业合同来平等分配这些财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有没有利用国际资本的完善制度和聪明智慧，而不在于国际资本掠夺中国财富。有一些海归派和新左派把所有的罪名都归结在国际资本这个没有长脑袋的工具和资源上，自己长了脑袋却不去反省自身的问题，这是很恶劣也很可耻的一个现象。

假如你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利用这些国际资本创造财富并且分配财富，责任并不是在跨国国际资本以及这些资本背后的外国人，而在于你自己没有认真学习并且自我健全。我记得周作人当年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只有智力还不健全的小孩儿，才会在被石块儿绊倒之后，坐在地上哭喊要去打石块儿。一个健全的成年人是应该自觉主动地把被石块儿绊倒的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的。那些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罪责都推卸给国际资本的人，他们的智商其实就是自己摔倒了偏偏要去打石头的3岁小孩儿的智商。

我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中国的根本性腐败并不仅仅是什么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权力和经济腐败，同时还有政学两界相互勾结、政教合一、说谎骗人、愚弄民众的腐败。中国老百姓最善良、最驯服、也最容易上当受骗，只要政学两界的精英人士敢于把限制公共权力的民主宪政制度设计好，并且合力把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共权力和大小官员关进民主宪政的制度笼子里，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国社会就会很快地文明起来。

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民国时代的政学两界，那个时代政界和学界是可以打通的，有许多学者可以随时去从政当部长、省长，也有许多政治家下野之后去办学或者讲学。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章士钊都是这样的。官员与学者之间并没有身份等级上的严格区分。现在随便一个教育部的小科长，到外地的大学里面都可以指手划脚，许多知名的教授偏偏要去争当什么科长、处长。

我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1949年以来，被教科书统一思想的一代又一代的所谓学者，过分美化和神化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却从来不肯做一些最低限度的学术考据。尤其是八名北大教授和职员轮值编辑三卷共十八期《新青年》的名单次序，直到现在除了我本人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1949年之前，鲁迅和马叙伦关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回忆文字里都存在说假话的嫌疑。1949年之后，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制造了更多的谎言假话。

中国大陆一代又一代的所谓“学者”，一直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神圣化，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神庙给拆开，让大家看看里面的泥胎，让大家知道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尤其是以后的“五四运动”，都存着在一些违犯法理常识的不正常现象。蔡元培、胡适不完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更不完美，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的道德水平，还没有我们这些人高尚。

不能为了搞个人崇拜，便不允许研究鲁迅、李大钊等人的阴暗面和局限性。历史研究要反思的偏偏就是这些阴暗面和局限性，一个社会只有最大限度地揭发纠正政府官员尤其是最高权力者的阴暗面和局限性，才有可能在路径选择方面吸收教训，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有可能持续不断地文明进步。

我这本书中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写陈独秀的第一章。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谈爱国与不爱国，就文章本身来看有些累赘和多余，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删除这些文献史料。当年的陈独秀这些人实际上是不十分爱国的，他们是世界主义者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陈独秀公开反对盲目爱国，他甚至认为恶国家还不如无国家。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实在不行了，还不能把它给卖掉。与其卖给日本、俄罗斯，还不如卖给英国和美国。胡适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中国不亡，天理不容”。但是，这些意气用事的偏激话并不证明陈独秀的胡适完全不爱国，他们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更加强烈也更加悲观绝望的爱国情绪。他们的爱与恨是成正比例的，没有刻骨的爱恋就不会有刻骨的仇恨，陈独秀、胡适仇恨并且诅咒这个国家，实际上还是因为他们爱得太深。一个国家要想让自己的国民连同外国的国民喜欢它，它本身必须有值得可爱的地方。现在有许多高官子女移民外国，却很少有到中国大陆工作学习的外国人，踊跃加入中国国籍，这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作为一名中国人，必须承认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有问题，胡适一辈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给中国人找到的是一条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正确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应该说是真正的爱国者。

另外还有一个史料，1920年的时候蔡元培在他的言行录里面有两句话，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他的大概意思是说，早在1903年前后，他和一些朋友就在上海信仰过无政府虚无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是，这些朋友中的许多人，自己不赚钱硬让别人请吃饭，说是以后就要共产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他们不去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见到别人家的漂亮女人便要去勾引，相互之间还要争风吃醋，时间一长便丧失了社会信用。当年和蔡元培一起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中，有章太炎、刘师培、张继、邹容、陈独秀、章士钊以及章士钊的弟弟章士戛，章士戛和他的一些朋友，就是蔡元培所说的丧失社会信用的一些人。作为一种历史反思，蔡元培认为，信仰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人，应该做到见到别人的钱一分不取，看到漂亮的女人坐怀不乱。要不然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主义。

我们现在回想下，当年的陈独秀能做到这两点吗？李大钊能做到这两点吗？蔡元培能做到这一点吗？胡适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们都做不到。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应该说也做不到。蔡元培、胡适比较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很少做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权限做的事情。在这个方面，胡适比蔡元培要更加理性一些。我认为蔡元培一生当中做的糊涂事要比胡适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