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昨天，看清脚下的路

了解昨天，看清脚下的路

端木赐香

捧读“80后”老人袁伟时老师的新书《昨天的中国》，感慨颇多。

袁老是我最崇敬的学者。首先是他的学术宗旨。袁老有言：“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如今这一切也早已成为我写史的信条之一。其次是他的心态，八十岁生日的学术会议上，袁老对着与会的后生小子小妞们说：他现在正式进入了80后行列。这话够给我们励志的了。袁老现在的生活，正规编制的80后都很难坚持下来的习惯是：日走一万米，干活八小时。干嘛活呢？研究昨天，看清明天。正如他新书扉页上的题记：了解昨天，就有可能看清明天要走的路。80岁的老人，正以80后的精气神，试图在昨天与明天，给我们寻找出一条牺牲最少、代价最小的现代化之路！

世界史上似乎找不到历史老人对中国更残忍的实例了。那就是走来走去，永远走不出昨天。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也许中国未来的历史著述，就一个主题——出昨天记？

难得的是，晚清和民国都形成了中国历史的拐点，拐好了，我们可能就走出来了。问题是历史老人习惯调戏我们，走着走着，碰个鼻青脸肿不说，还又拐回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拐出来，并且不再碰得那么惨？一句话，如果对昨天没有足够的了解，又如何能走出昨天，并且避免曾经的挫伤？

袁老这本新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下篇“辛亥革命”，由访谈录和报纸特约文章构成，等于对晚清和民国作了一个宏观的通盘梳理。这样的体裁与内容，言简意赅，清晰透明，特别适合身陷意识形态陷阱、深受教科书毒害的后生小子小妞们阅读，当然，还适合对近代以来革命与改良、共和与君宪、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等重大课题有争讼、有认识误区的人士阅读。反正我通读下来，感觉眼明心亮。

关于晚清新政。主流对它的认识与肯定远远不够。客观方面，它搞得还是比较实在比较稳健的：第一，废除科举，新式教育全面启动；第二，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司法独立开始起步；第三，官制改革，传统衙门开始向现代政府部门过渡；第四，中央和省先后出现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第五，地方自治开始起步，各种民间团体诞生，公民社会发育；第六，政府虽有报律，但民间办报比较自由，社会舆论空间不小；第七，经济发展不慢，1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但是1900年达到2亿8000万两，1911年受到革命的影响仍达到2亿6000多万两。第八，政府官员中，不论满汉，都有数量不少的改革精英，且改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总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相信晚清新政会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主观方面，一般人士喜欢认定清政府没有改革的诚意，具体标志就是弄个皇族内阁。1911年建立的内阁固然有皇族性质，可是政府答应1913年就要召开国会，一经国会选举，注定皇族内阁仅是过渡性的。再说原先是皇帝金口玉言，现在让皇族其他人参与进来，怎么着也是由君主寡头专制向贵族精英政治转型，总算一种进步吧。一口吃个胖子，那是大跃进。所以，没有注意到改革开放导致的激进主义与参与爆炸问题，是政府主观性能方面的第一大失误。第二大失误就是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民营铁路公司不但资金缺口大，且管理不到位，比国营铁路部门的贪污腐败、挪用亏损还要严重得多，让股民自己发现问题，闹得不行了，政府再出面充好人，帮他们收拾烂摊子，政府干嘛急着收归国家呢？结果让人借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当坏蛋给打了，革命就以近乎儿戏的方式成功了。

成功也罢，问题是成功的果实如何巩固。袁老认为，辛亥革命两大胜利果实：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问题是革命党的特性，破坏容易建设难：第一，破坏是他们的职业特性，这种职业特性如果没有强健的社会与法治拦着，在革命成功后会成为一种惯性，那就是继续破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又发动了三次战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二次革命的真正原因不是宋案，而是革命党针对袁世凯的军民分治以及军队国家化措施而起，开了一个不走法律渠道动不动武力说话的不良由头，从此大大小小的军头都学会了；护法运动更是打着护法的旗号，行着非法之事。孙中山也知道自己的国会不够法定的八百罗汉，仅凑了二百人，所以自称非常国会，在中央政府之外另立自己的政府；北伐接受苏俄援助，反对联省自治，武力统一，最终走向了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第二，知识储备不足。晚清革命党就上了些日本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速成性质的野鸡大学，还没好好上，平时净搞革命大串连了。日本政府给定个规则，希望学校好好管理，学生好好学习，还被学生当作中日政府之密谋，激成了悲壮的政治大行动。说穿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不用跟政府报名、不用在学校上课、随处住宿、到处乱窜、吃喝嫖赌革的学生生活。这种追求能学到什么呢？盲目革命的热情和共和的空泛口号吧？第三，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德行和自认正义而泛滥出产的道德优越感。一句话，做再没有道德底线的事儿，都可以打着革命自由的旗号。袁世凯本也想好好共和来着，但是一者因为革命党人为他量身定做的《临时约法》具有严重缺陷，总统行政权几近没有，国会却一权独大——国会有针对行政官员的弹劾权，行政却没有针对国会的解散权；二者革命党人缺少“女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所具备的正当的国家意识与政党意识，在国会里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政府无法正常运作。这一切倒逼得袁世凯开始向左传，去传统里面寻找出路了。

主流习惯认定辛亥革命的第一大功绩是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这种说法缺少政治常识。英国现在还有女王，日本也有天皇，你能说人家不是宪政民主国家？正如袁老在书中所言，有没有皇帝无所谓。站在这个角度，我倒认为，袁世凯想做皇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唯一的失误就是，他不知道民众对于皇帝做了偏狭的理解，而且对于皇帝二字伤了脾胃，更不知道，总统也可以做得像皇帝一样的。正如梁启超的建言，打共和之牌，行开明专制之实，就行了。袁世凯没有接纳梁启超的建言，这是他的悲剧。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继续被现在的主流话语妖魔化。其实，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外交上的奠基与斩获，北洋时期都堪称黄金时代了。而共和失败的标志，不是所谓的袁世凯窃国，不是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却是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的宣布下台。执政府垮台后，先是张作霖短暂的军政府，后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辛亥革命的两大胜利果实：三权分立和言论自由消失在了历史深处。紧接着，共产党开始跟国民党叫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不是当年袁世凯想做，而国民党武力反对的么？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历史就是这样的轮回着，讽刺着，所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又将如何诉说？向袁老致敬，向中国的学术良心致敬，因为他已八十多岁的高龄还在为我们寻找历史的经验与智慧！

（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