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一校一刊的研究历程

历史人物的真实样貌是在相互对比和对撞中逐步呈现出来的,每一篇优秀的历史文本,都应该是对于历史人物的激活和对于历史盲区的照亮。我在这本书中,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接近并且还原了一部分的历史真相。

后记:一校一刊的研究历程

录自张耀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关于我自己从事的民国法政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我在2005年11月写作的《历史背后》自序《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中介绍说:“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我当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争论中,我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和厚道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我,他的诚恳和厚道反而深深打动了我。随后我集中时间阅读胡适……”

我从中国现代话剧史研究转向民国法政史学研究,尤其是关于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的研究,正是从熟读胡适起步的。屈指算来,至今已经有十五个年头。本书初稿曾经于2007年以《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为书名,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纳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进英才丛书”正式出版。由于资助方及出版方的原因,该丛书的十部学术专著都没有能够进入图书市场流通销售,每位作者得到的报酬仅仅是200本成书,我本人甚至于连正式的出版合同都没有看到过。七年过去,我在这次增补再版过程中,最大限度汲取整合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且尽最大可能采用讲述故事的方式强化其可读性和趣味性。

本书改写杀青后的第一稿长达三十多万字。考虑到当下纸质出版物的现实困境,我不得不接受陈卓、陈万龙二位编辑的意见,忍痛删除关于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马叙伦、傅斯年的相关章节。这样处理的结果,一方面突出了胡适作为《新青年》同人团队最具建设性的灵魂人物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对于“北大教授与《新青年》”这一研究课题完整全面的学理探讨和历史还原。作为人类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我与所有正常个体一样,既是主体个人又是必须依赖人类共同体的群体生活的一例精神生命体,只能在主体个人与包括家庭成员、居住社区、受教学校、就业实体、社团组织、民族认同、政治党派、政府辖区、国际社会在内的多层级、多元化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寻找充满矛盾张力的既安身立命又自我实现的立足点和平衡点。每一位主体个人,都只能局限于此时、此地、此情、此境的多层级、多元化的矛盾张力和边界阀限之中从事财富创造和价值实现。人之为人变幻莫测的精彩辉煌在于此,喜怒哀乐的矛盾悖谬也在于此。

标志着由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有九十五周年。九十五周年前的中国文化界,并不存在一个或多个楚河汉界是非分明、新旧对峙的文化鸿沟,即使《新青年》同人团队内部,也依然处于新旧交织、亦新亦旧的思想混沌和价值混乱之中。总体上说,无论是“新青年”、“新教育”、“新思潮”、“新文化”,说到底都是在以“新”招牌来包装其根深蒂固的旧根性和旧底蕴。历史人物的真实样貌是在相互对比和对撞中逐步呈现出来的,每一篇优秀的历史文本,都应该是对于历史人物的激活和对于历史盲区的照亮。我在这本书中,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接近并且还原了一部分的历史真相。

本书的各个篇章,主要是对于《新青年》同人团队中的相关人物及相关事件的专题研究。作为一名并不富裕的研究者和阅读者,我多年来很少遇到令自己怦然心动并且心悦诚服的优秀图书,到书店花钱购书的动机往往只是为了某一本书中仅有的几篇好文章甚至于仅有的几段文献资料。我在购书的时候经常会为这本书值不值得花钱购买而反复计较。作为一名普通作者,我自信自己写作的所有书籍,都尽可能地做到了有理有据并且货真价实,至少可以读者朋友提供一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思路。但是,我从来不奢望自己每一本书的每一段话都颠扑不破,也从来不奢望慷慨解囊的读者朋友不加选择地全面细读。

一位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现代读者,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之光去照亮别人的思想文字,而不是被别人笔下或善意或恶意的话语圈套所蒙蔽、所迷惑、所愚弄、所欺骗。换言之,这本书与我此前诸如《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谁谋杀了宋教仁》、《民国红粉》等多部书稿一样,是以胡适的“不惑”之光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心得体会。我写作这些法政史学性质的历史传记的基本前提,是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中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和谐共处的普世性的价值要素和价值谱系。我所要点亮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读者朋友;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种脚踏实地的路径解释。我所点亮和讲述的虽然是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定居北京20多年,我一直过着清苦寒酸的“没有书房,只有书床”的苦读生活。由于家里没有足够空间存在相关资料图书,书中的许多资料是我十多年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辗转摘抄而来的;其中的一部分文献资料确实已经忘记原始出处,只好利用手头能够查找的文献资料加以补写填充;另有一些不难查证的文献资料同时会有多种版本出处,我在注解中不可能把所有版本逐一罗列只能选择相对明确的某一种出处加以注明。假如我在行文当中忽略了某位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或者有读者朋友帮助我查找到了某项资料的原始出处,务请给予批评指正,本人将以适当方式纠错并致谢。

自2007年以来,我主要是依赖并不丰厚的稿费收入维持生计,其中包括供养河南农村的老母、没有工作的妻子和读书学习的儿子。为了赚取稿费,有些卖相较好的文章难免会一稿两投;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某些报刊图书没有经过授权允许便擅自转发改写了相关文章。由于不断有读者朋友提出质疑,不得不在此稍事说明。

我自己一直认为,至少对于争取言论自由的文化人来说,民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可惜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在整体上背叛并且败坏了他们的黄金时代。今年是老母亲的80大寿,她和我的已经去世32年的我父亲,都是1950年代的农村小学教师,他们当年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权利,从而在祸害自己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祸害了自己的子孙,以及这些子孙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尽管如此,我依然愿意把这本学术著作献给我的母亲以及她的同代人,希望那一代的老人能够在有生之年脚踏实地、虚怀若谷地反省自己并且总结罪错,以便给后世孙子留存一点真正称得上是文化遗产的人性本色和历史真相!

新书出版,照例要感谢诸多师友的鼓励支持,他们是袁伟时、章诒和、聂圣哲、贺卫方、董健、陈子明、于建嵘、伍继延、王瑛、郭于华、朱学勤、杜光、吴思、马少方、王翔宇、郭学明、田丁、迟夙生、耿剑、周世锋、刘丽华、于飞、卢爱任、杨安、穆军、陈远焕、方心田、王中文、席云殊、姜永海、范泓、邵建、师涛、杜导斌、铁流、高战、谢泳、谢勇、王元涛、王国华、姚宏越、黎学文、蒋泥、孙红璎、李对龙、杨子云、杨超、李之杰、赵虹、相南翔、韩三洲、杨爱姣、端木赐香、贾葭、贾永莉、曾宪楠、余江波、李海华、周筱赟、王志鹰、秦千里、陈岩、陈国华、徐金琪、纪中展、胡月光、田玉霞、许丹、蒋楚婷、赵李红、王洪波、刘宜庆、周志兴、李文子、朱学东、王冲、王学会、王伟、刘苏里、张弘、费卫东、陈远、杜然、余世存、李继红、华欣远、温克坚、丁恒立、何伟华……限于记忆不能完整列举,漏写漏记的师友请鉴而谅之。

在这里还想对素不相识的茅海建教授表达敬意,个人认为,他是当今史学界最为纯粹的严谨史家,他的一系列考据著作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真相。我正在写作的下一部学术专著《罪错康梁》,主要学习借鉴的就是茅海建教授的学术成果。

最后还要对新星出版社一年之内接纳我两部书稿表示真诚感谢。这是纸质出版开始朝向低潮洼地快速滑落的时代,更是人文精神趋于碎片泡沫化的时代。在这样的逆境困局之中能够坚守力所能及的本份职责的所有主体个人和实体法人,都是为人类社会创造并且保守财富的正能量。

2014年3月2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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