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我与冉云飞的一段往事

海南博鳌合影：后排右一为冉云飞，前排为郝建教授

张耀杰：我与冉云飞的一段往事

【张耀杰题记：本文摘录于《社会科学论坛》第6期，相关内容可参见本人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冉云飞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是迄今为止关于“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仅有的一部历史传记。书中有两处提到我的名字，并且帮助我纠正了一处错别字。作为一种回报，有必要谈一下我们之间的前尘往事或者说是文字因缘，以及冉云飞书中的瑕疵硬伤。

一、我与冉云飞的初次接触

十多年来，为配合自己的历史研究，我一直保持记日记的生活习惯。在2008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星期三，在成都。阴。在铁流家住。给冉云飞和廖亦武通电话，约他们明天上午10钟到李伯清茶馆喝茶。”

第二天，我在日记中写道：“星期四，雨。今天上午十点半钟到达李伯清书院喝茶，吴宏和冉云飞和廖亦武共五人。”

这是我与冉云飞第一次见面，在场的五个人包括作为东道主的《成都日报》老前辈铁流先生，连同廖亦武和吴宏。印象中冉云飞主要谈到正在写作的吴虞传记，并且明确告诉我这本书的写作灵感源于我录入《历史背后》一书的《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账》。

到了2008年12月31日，我在日记中收录了与冉云飞的来往邮件——

其一是我写给冉云飞的：“冉兄：不知道这份邮件能不能看到。你每天忙着写那么多的博客，什么时间赚钱啊！我又有一本新书《民国背影》已经出版，想寄奉老兄一本，方便时帮助写一书评。只是不知道地址应该怎么写？祝福老兄牛年吉祥\万事如意。31/12。”

其二是冉云飞回复：“耀杰兄：近好。恭喜大著出版，大著出来，当然要学习：我的地址如下：四川成都大慈寺路三十号四川省文联宿舍冉云飞收，邮编610021。另外，兄上次说的《传记文学》的邮箱与编辑，可否介绍一下？我想将一些稿子传予他们用。祝新年快乐！冉云飞拜启。”

其三是我的回复：“冉兄：传记文学邮箱奉上，责任编辑叫简金生。你告诉他是我的朋友就可以了。传记文学编辑部：biogra-phies@umail.hinet.net”

二、冉云飞所谓“得附骥尾”

2009年5月23日，冉云飞在一五一十网站公开发表《〈传记文学〉的“五四九十周年特辑”》一文，其中写道：

经朋友张耀杰兄之介，得以认识《传记文学》杂志简金生先生，我将尚未出版的拙作《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的书稿寄予他批评，他即热情响应会选些章节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并且还留下了我另一篇长文《国共内战时期学生日记里的胡适》。我感谢他对拙作的欣赏，同时也深感这期五四九十周年特辑之厚实。周质平先生是胡适先生研究专家，罗久芳女史是罗家伦先生之女，邵建兄和耀杰兄皆对新文化运动及其相关人物有研究专著出笼，我得附骥尾，实感荣幸。因此特向各位朋友推荐五月号《传记文学》杂志的“五四九十周年的特辑”。五四运动至今仍旧在影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哪怕言人人殊——但我认为民主自由的确是其中的主潮——依旧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与反思。

附：“五四九十周年特辑”目录

胡适与吴敬恒（周质平）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罗久芳）

罗家伦的办学风范（冯沪祥）

徐志摩的另幅肖像（邵建）

吴虞与北京大学（上）（冉云飞）

同为“北大人”——记胡适与李璜的情谊（陈茂正）

九十年的新文化与反文化（上）（张耀杰）

在此后几年中，我与冉云飞多次相见都是场面上的泛泛之交，再没有交流学术方面的心得体会，尽管我对于他的精彩表现和精彩文字一直怀抱着一份敬意。

三、冉云飞书中的硬伤错谬

2013年11月27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订单号：7099740526 ，预计11月29日送达。网上购买四本书。冉云飞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我自己的《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谁谋杀了宋教仁》和《曹禺：戏里戏外》。合计154元。”

为了便于修订校改即将出版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的书稿，我从2013年12月1日起开始对《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进行摘录，其中第107页有这样一段话：“《吴虞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新青年》的记载，是1916年12月3日，……因为认同《新青年》，所以对与《新青年》有关的变动，都特别上心，陈岳安言‘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则《新青年》其能继续乎’（1917年3月5日）。看来到此时吴虞还不知道《新青年》是一帮人如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在轮流编辑，即便陈当文科学长也没有太大影响。当吴虞与陈独秀有通信往来，且有文章在《新青年》和《甲寅》陆续刊发后，两本杂志发行量的扩大及其影响力的加强，让他忍不住在日记里欢欣鼓舞。……1917年4月初杂志新出，仅到成都一周，《新青年》二卷六号即销30份，《甲寅》第十一号即销20份，而且还有成都更多的名人订阅……”

这段话中存在着两处学术硬伤。其一，1917年3月的《新青年》3卷1号，是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的。胡适当时远在美国，周作人远在浙江绍兴，而且鲁迅、周作人兄弟从来没有轮值编辑过《新青年》杂志，这是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忆录》中反复强调的历史事实。认定“吴虞还不知道”的冉云飞，显然没有弄明白这些并不复杂的历史事实。其二，陈岳安的华阳书报流通处1917年4月经销的不是《甲寅杂志》第十一号，而是1917年1月28日创刊的《甲寅日刊》，或者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重印的《甲寅杂志》一至十号。作为月刊的《甲寅》杂志，早在1915年10月出至第十号便被迫停刊，所谓“《甲寅》第十一号”从来没有存在过，完全是冉云飞无中生有的想当然。

四、冉云飞书中的纠错文字

冉云飞书中有两处提到我的名字，其一是第109页：“学界对《新青年》杂志的零散研究不少，但专著似乎并不多见。就我目力所及，只有张宝明的《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二书，作了些专门的研究，但在材料梳爬与占有，以及对《新青年》诸方面的阐释上，都有许多可以补充之处。”其二是第200页：“但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据我所知，至今尚没有根据双方的日记以及有关联的文章——张耀杰在《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账》一文里，有一小部分内容涉及胡适与吴虞的交往，但很不全面。而且这文章涉及吴虞的事有些不该有的讹误，如吴虞与徐炯的争斗，很多地方错成徐桐，可能作者对徐炯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详细叙述与阐发。”

关于其一，我不记得给冉云飞寄赠过《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持出版的“前进英才丛书”一套十本中的一本，由于出资方和出版社的原因几乎没有上市营销，每位作者的报酬是用200本书抵扣版税。我因此有理由怀疑冉云飞并没有见到这本书的真实样貌，而只是看过我在网络上发布的片断信息。

关于其二，录入《历史背后》一书的《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账》有六次提到徐炯名字，其中第45页是正确的，其余五次集中在第47页倒数后四行，应该合并为一处而不是多处。这篇文章经过重新改写，以《吴虞教授的风流情事》为标题录入2008年出版的《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一书，其中的徐桐已经改正为徐炯。即便如此，把徐炯的名字误写为徐桐，确实是“不该有的讹误”，在此对冉云飞表示真诚感谢。

作为回报，我也顺便提一下，冉云飞书中第58页的“亮里厂的寓居生活”，显然是对于位于老北大校园东侧的亮果厂或晾果厂胡同的误写，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者对亮果厂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冉云飞书中第111页把吴虞1919年8月21日关于高一涵的一段日记，误写为1917年8月21日，也可能是由于冉云飞对于高一涵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说句老实话，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出版之后，我一直单边片面地期待着能够收到冉云飞寄赠的签名书，我甚至愿意费上几天的光阴为他写作一篇还算中肯的读书笔记，以表白我自己的“得附骥尾，实感荣幸”。事过境迁，当这本书终于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几年前的精气神了。

[冉云飞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张耀杰著《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耀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张耀杰著《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文汇出版社，2008年。张耀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年。] 

沈亚川、魏英杰、冉云飞、张鸣、宋石男等海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