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的基辛格——读《论中国》

雄心勃勃的基辛格——读《论中国》

文/任孟山（中国传媒的大学教员，媒体评论员）

真没想到耄耋之年的基辛格，竟然如此雄心勃勃。

在八十八岁高龄之际，依然能够书写出与《大外交》一样的宏篇大著：《论中国》（On China）。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雄心勃勃的一种体现。而《论中国》的题目，显然更能说明这一点。谁都知道，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当下，“论中国”是一种冒险，存在着挂一漏万的无数可能。搞不好，会被天下人耻笑。

但是，《论中国》书中的丰富内容和流畅叙事，让人看到了他并非过于高估自己，或者说过于骄傲。基辛格有骄傲的资本。毕竟，他是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使者，是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史的见证人。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曾经作为行动者，还在迄今为止的中美关系中作为牵线人。无论是布什时期，还是克林顿时期，他都穿梭于中美之间，在决策者之间传话和游说。

也正因为他的这个作用，基辛格才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四代领导人，才有可能部分知晓中国最高层的外交构想与行动策略。而正是由于他能直接面对中国的领导人，他才能够理解中国的某些行为和方向，才会在书中流露出对中国的理解与同情。要知道，这一点，是很多西方人批评、不喜欢甚至讨厌基辛格的原因。他们认为，基辛格在推动外交关系时往往搞权谋政治，与他国进行交易，而丧失了原则，比如对人权问题的忽略或不够重视；还认为，相对于美国坚持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基辛格更计较当下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从而放弃了美国人要求的对专制国家的敌视与高压。

对于这些，基辛格在书中做出了回应，他说：“激进人士强调的是道义目标，不是政治目标……我尊敬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确立目标，也要确定方法，如果采用的方法与国际框架相抵触，或者伤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就必须作出选择。”他还说，“理想主义者要承认实现原则需要时间，因而必须根据情况时常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有它的道理，必须纳入政策运作之中。”

在我看来，这其实解释了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一贯的思考与行事原则，也是他一生外交生涯以及作为国际使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思维方式。相对于美国价值观的坚守与扩展，他更着重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以及美国国家利益的绝对获得。所以，国人不要误会基辛格考虑中美关系，会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虽然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他只是在确定目标之后，谋划如何以中国能够接纳的方式推动关系进展。当然，这种思维和行事方式不独基辛格所有，而是很多现实主义政治家所具有的品行。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他的这种方式更符合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也是此前与当下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孤悬在外的可行方式。因为，假如不能即刻改变事实，那就得让时间来销蚀一些现在看来僵硬不化的东西。历史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只能革命，就像103年前建立的中华民国，以及65年前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基辛格试图了解中国以及论述中国的起点，都远不止于此，而是从2000多前的中国讲起，不仅讲古代的中华帝国和国际观念，还讲中国的围棋文化、孙子兵法，以期能够获得更为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以及获得美国人理解并支持他与中国交往时的思与行。

2011年6月27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纪念基辛格首次访华40周年座谈会”，我在现场目睹了这位此前一直在教科书中看到的人物。那时候，他的《论中国》的英文版刚出版不久，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纷纷发表书评。现场的中国高官在讲话中说，已经让人将其部分译出，自己做了浏览。可见，中国高层对基辛格的作品非常重视。在会议结束，与基辛格擦肩而过时，我分明看到了他因年老而浑浊的双眼，心头一震，想：“谁都抵不过时间的风尘！”

但是，在今天再次读完他的《论中国》的时候，我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想法，基辛格没有因为岁月流逝有所懈怠，而是更为孜孜不倦且目光炯炯地观望这个世界。他在书的末尾写到：“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一方面，他在鼓励那些致力于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决策者要勇于担当；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世界表明自己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人。对于过去，世人已有目共睹；对于将来，《论中国》本身就是基辛格的一种担当，因为它将接受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