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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加速离职与新闻专业主义隐忧

任孟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

近年来，传统媒体人加速离职，正在成为新闻界的新常态，在传统媒体领域表现得尤甚，在2014年尤甚，他们或转行，或转型，很多人已与新闻关系不大，对于在中国尚未完成定型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具有消极影响的隐忧。 

传统媒体人加速出走成为新常态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陈朝华确认离职，加盟搜狐担任副总裁及搜狐网总编辑；《南方周末》副总编伍小峰、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岳富涛加盟万达集团；《人物》杂志高管李海鹏、林天宏正式卸任主编、副主编一职，分别加盟《时尚先生》和万达集团；担任《新周刊》18 年主编的封新城宣布卸任；担任《三联生活周刊》19 年主编的朱伟宣布离职……

如果时间稍微向前追溯，会有更多的案例：资深媒体人黄章晋辞掉《凤凰周刊》主编，创办自媒体“大象公会”；《南方周末》原编委兼北京新闻中心主任邓科离职，创办民间智库“智谷趋势”；《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版块新闻总监左志坚离职，创办“拇指阅读”；《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刘洲伟离职，在新媒体进行再创业；曾任《中国周刊》与《京华时报》总编辑的朱德付，早就加入了阿里巴巴集团；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本来生活网”，则聚集了一批传统媒体人，有些甚至是调查记者……

除了这些在传统媒体深耕多年的高管或精英，还有很多普通媒体人也在加速离职，作为传统媒体风向标的南方报系，其离职员工的数字即是佐证。网易新媒体在今年初报道，最新一期南方报业集团内部报纸《南方报人》披露，2014年南方报业集团共有202名集团聘员工离职，这一数据在2012年、2013年分别为141人、176人。也就是说，每年的离职人数递增比例为20%左右。在2014年离职员工中，以记者编辑等采编人员为主，离职人数最多的是南都报系，2014年82人离开，其次分别为《南方日报》39人，南方周末报系38人。

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并非始于当下，但是，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在当下明显加速，媒体高管与普通员工的离职呼应，确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传统媒体的发展状态与趋势，反映出传统媒体遇到的行业困境。从观测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媒体高管或精英的离职，更具有代表意义与象征价值。他们或在新媒体创业，或跨行业创业，或加盟著名企业，整体来看，他们新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在媒介融合与跨界融合的专业背景与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体人的出走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大概都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职业选择，以及社会自由流动语境下的个人选择。换言之，即使旁观者有再多的遗憾，都不足道，而且，都不应该有任何职业道德绑架的非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人的加速出走，对媒体行业所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会逐渐显现。 

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具有特殊性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新闻实践环境与历史发展。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新闻职业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美国表现为自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开始，新闻职业为摆脱党派政治和资本收买、获得社会认可与可持续发展，渐次发展出一套新闻共同体都要加以遵循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包括客观性理念、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公共服务意识与面向、新闻人个体自律与媒体共同体自律，等。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使得公众与其他行业工作者认识到新闻业自身有一套价值规范和操作规则，也使他们认为呈现在媒体上的新闻是可信的，或者说对媒体上的新闻的怀疑度大幅降低。可以这么说，没有新闻专业主义，就没有美国新闻业在美国及整个世界的辉煌。

相对于美国较长时间的新闻实践，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中国新闻业中的大规模实践，基本上始于南方报系。南方报系的实践中，既有新闻理念与新闻伦理等价值层面的，也有新闻采编与媒体经营等操作层面的。从实践效果来看，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理念指导和操作规范的报道与办报报刊准则，获得了公众认可与社会美誉度。这不仅表现在对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上，还表现在对敏感领域与议题的报道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实践，让整个社会看到了异于传统新闻话语表达的新视角、新叙事与新模式。

正因如此，我们在业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准则，越来越多的传媒人在实践中以新闻专业主义指导自身的职业行为；在学界看到了更丰富的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研究、历史追溯与现实讨论；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实际约束中，越来越能体会到其对以新闻专业主义方式做新闻报道的宽容与认可；在接受信息的公众层面，越来越多的人赋予媒体与媒体人更高的社会美誉，对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推动能力给予更高的未来期待。换言之，业界、学界、管理者、公众等社会各方对新闻专业主义都有了新的认识、接受、认可和预期，并将其逐渐确定为对媒体与媒体人的认知与共识。

但是，这种变化至今仍是一个“在路上”的行走过程。其原因固然有基于中国特殊国情与意识形态现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尚过于短暂，与媒体发达的美国相比，便一目了然。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到19世纪末，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仍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媒体与媒体人的社会声望与职业地位均未获得公众认可。“由于政论报业的主观色彩与大众化报业的低俗化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尊严，以致在20世纪之前，新闻人无非是一些流言家和落魄文人的代名词。”[1]但即便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客观性”成为一个新闻学很流行的专业价值观[2]，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构建与实践亦有近百年之久。而在共和国的新闻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引入与践行，不过区区二十年左右。“1998年以后中国有了新闻专业主义比较成功的媒体《财经杂志》，1997年南方都市报刚刚创刊，南方周末创刊比较早，1984年，但它早期是比较休闲的周末的报纸。”[3]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不久前由“姚贝娜采访事件”带来的社会热论与专业交锋，即是新闻专业主义“在路上”的例证。

另有一个问题是，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并非在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中进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与现实约束，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既存在“政治取向”的媒体，也存在“市场取向”的媒体。比较而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多是后者，其原因既有浪漫的理想主义，也有世俗的市场主义。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现实都意味着，在整个中国新闻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并未真正达成共识，新闻人也没有真正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不仅如此，处于不同新闻平台的媒体人，因体制篱笆，造成相互有隔阂、有轻视、有极少的相互进入。也就是说，整体意义上的新闻共同体建设尚未成功。事实上，大家所关注的离职出走的传统媒体人，绝多大数都是来自于“市场取向”的媒体。这其实已经表明了中国新闻界之内的某种隔绝与社会期待的不同。 

对新闻专业主义衰落的可能影响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市场取向”的媒体与媒体人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机构与个体，加速离职出走的恰好也是从这些机构的媒体人，它是否意味着尚未在中国完成定型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衰落的隐忧？我的答案是偏向肯定的，至少短期内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判断。

其一，中国传统媒体的行业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地削减了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人的出走，也在减少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个体数量。或许有理由会认为，每年都会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但是，新人入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新闻历练与检验。而且，已经很少再有机会诞生新的传统媒体平台。

其二，中国的网络媒体与美国的网络媒体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有代表性的门户网站，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由于版权保护严格，没有哪一家网站能够担负起高额费用来集合各个传统媒体的新闻。中国的门户网站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空间，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版权保护不够。这具有历史反讽意味。而且，鉴于当下的网络管理规制，中国的门户网站没有新闻采编权。换言之，转型到新媒体的传统媒体人，没有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平台与空间。

其三，当下诞生的所谓自媒体以及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生产，很多都不是有经验的媒体人来主持和经营的。虽然有影响的某些自媒体是原来的传统媒体人所创办的，但其主要内容多数是生产意见而不是新闻。新传播技术赋权于人人都能生产新闻的同时，部分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可能性。正是这个原因，有关新闻伦理与涉及个人隐私的事件具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些意义上讲，与较早实行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媒体生态环境不同，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尚未走向成熟之时，就发生了新媒体革命。而且，这种新媒体革命对那些“市场取向”的传统媒体影响更巨。《南方都市报》当年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其蕴含的主体是新闻人来办报，这些新闻人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但时至今日，《南方都市报》“南都网”的口号就变成“人人都是新闻人”了，这意味着生产新闻的主体发生变化，意味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是谁，已经是未知数。“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貌似自发的信息流要服从于传播者的效果设计和目标定位，甚至是通过信息传播来实现支配世界的雄心。”[4]显然，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制作者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与秉持理念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本文并非基于悲观主义论调，但是，传统媒体人的加速出走，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实践，至少现在还看不出可以乐观的迹象。着眼于未来而言，机构化的新媒体的实践，或许是延续新闻专业主义可资依赖的平台，比如“财新网”。但是，类似的媒体平台能有多少，类似的媒体人能有多少，都无法预知。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只要公众依然需要有品质的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就有可以发挥的空间，新闻专业主义也将有希望的未来。 

[1]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 参见（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3页。

[3] 展江：《中国媒体的困境与出路》，共识网2014年10月22日访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xft/2014/1017/114842.html

[4] 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载（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本文刊于2015年第4期《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