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竞赛：文化还是地理？

徐瑾 01-13 21:23

分类 :文化

阅读:

所有争论都是名词之争，莫里斯关于东西文明比较对于国人价值之一正在于对文化决定论的解毒。生长谈式的自省看似深刻，并没有带来知识的边际改进。探究西方究竟“有”什么的追问背后（也即我们“没有”什么），东方

介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两本新书，他未必全然正确，但是是对简单思维的一种解毒。

国人谈及中西分别之际，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甚至宗教决定论的观点层出不穷，动辄表示“中国文化本质”的批判，莫里斯的著作对于国人最大价值之一正在于对文化决定论的解毒。国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往往无视世界的变化，比如文化因素过去认为是劣势而后又被认为是优势（比如儒家文化）。这种老生长谈式的自省看似深刻，如果缺乏平行的比较，其实并没有带来知识的边际改进。在探究西方究竟“有”什么的追问背后（也即我们“没有”什么），东方在后现代时代的匮乏感以及焦虑感一览无余。

东西方文明比较问题不乏浩如烟海的讨论，从学界到民间，大家对于此类宏大话题都充满超常想象力以及极强发言欲。如此情况下，跳出既有框架与研究视角就非常有必要，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以及其姊妹篇《文明的度量》就显得颇有价值。在他的理解之中，西方的领先根本不存在长期决定论或者短期偶然因素，地理显然比文化等人为因素更为重要。

东西竞赛的终点：文化还是地理？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无交汇。”英国诗人吉卜林曾经这样写过，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这一波全球化之前，东西早已经相遇，不仅有多次和平交流，更有各类战争冲突。关于东西文明走向以及比较的著作也连篇累牍，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东西文明的分流如何发生？东方的落后是长期决定还是短期决定？文化重要是还是地理重要？……

东西方文明比较问题不乏浩如烟海的讨论，从学界到民间，大家对于此类宏大话题都充满超常想象力以及极强发言欲。如此情况下，跳出既有框架与研究视角就非常有必要，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以及其姊妹篇《文明的度量》就显得颇有价值。在他的理解之中，西方的领先根本不存在长期决定论或者短期偶然因素，地理显然比文化等人为因素更为重要。

他抛弃了英雄人物、文化因素以及人口基因等单一而主观的惯常解释因素，他甚至断言“过去16000 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他认定人群同源，组成大致相仿，基因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那么剩下解释因素只有“地图”，因此生物学和社会能够解答全球范围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则能解释地区差异，而且地理与社会是两条双行线，“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

经济学家的确过分追求简化，历史学家的问题则往往是过分沉迷细节，各类著作都难免各种争议。莫里斯的观点初看延续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逻辑，但他也有自身特点，他不仅提供了可以度量的指标，也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一方面，莫里斯选择了长时段的历史比较，也是从东西文明分野开始比较，其时间跨度长达5万年，其次他借助了别的学科工具，创立了“社会发展指数”，作为东西方发展的文明度量，借此说明财富如何从东方转移到西方，而最近几十年东方的追赶则或许揭示，东方社会有可能在2050年全面超越西方。

在他的指标中，东西方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西方主宰并非长期决定，而东方也并非长期领先。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才超越了西方，“截至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西方高了1/3。到公元1100年，将近40%的巨大差距超过西方占据发展优势的2 500年中最大的东西方差距。”至于1500之后东方的逐步落后，莫里斯归结为海洋时代的来临，“当沙俄和中国忙于关闭旧的草原通道时，西欧国家正在试图打开一个全新的海洋通道，这一通道的开辟将更剧烈地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所有的争论都是名词之争，何况是东西文明这样的庞大课题。甚至定义何为西方何为东方就是一个难题，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考察西方的学术定义超过二十种，其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为了避免东西定义意识形态化，莫里斯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区。因此，在他的框架内，“西方”最早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随后囊括了今日“欧洲”全部以及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所谓“东方”，最早是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后来则陆续包括东南亚、菲律宾、朝鲜半岛、日本。

选定研究目标之后，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确立了四个特性，也就是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这四个指数多少脱胎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但莫里斯反复强调他自己是反复考虑各种因素后才确定这四种指标。

莫里斯的框架并非无懈可击，他对于东方的界定显然过于狭窄，而选择的指标如何构成，有多少可信度？一直以来，对于社会发展指数的批评和质疑不少，因此莫里斯一方面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在新著《文明的度量》将社会发展指数延续到之前未被包括在其定义的东西方之内的新世界（如澳大利亚等），并宣称得到一致结论。莫里斯强调该指数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

数据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命门，没有数据不足以谈论，但很多数据也是估计，莫里斯的指标也不例外，虽然他宣称的历史数据都是基于估算，但是他强调自己的误差低于10%，最高不超过20%。对于有心的读者，可以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比较印证。

回头来看，莫里斯的研究对于国人有什么价值呢？莫里斯野心巨大，立场也超越简单东西之分，也跳出长期决定论与短期决定论窠臼，给予东西文明发展以清晰的历史脉络，试图为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廓清道路。反过来说，正是这样的清晰，也让人有时候有些恍惚，文明毕竟是复杂系统，再复杂的指标恐怕也难以厘清，何况，非理性的因素在历史进程之中虽然难以度量，却往往十分重要。

对于国人来说，近代以来的落后成为思想隐伤，文化自卑甚至没有因为最近三十年的经济赶超而抚平，社会转型以及国家走向仍旧是知识人群的热门话题与集体困惑。这从今年知识界流行读物可见一斑。过度缺乏的反面是过度补偿，这类话题尤其论证中国落后只是偶然的著作也引发学者关注，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战争》到“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大分流》可谓代表。前者作为左派，索性将为“欧洲中心论”看作霸权，将把亚洲尤其是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大为肯定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地位，随后的落后则与白银供应缩水有关。后者则试图论证中国的落后仅仅是十八世纪之后的事，而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甚至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70年代高于欧洲平均发展水平，英国工业革命运气成分不少，比如英国在18世纪拥有便于开采的煤矿。至于自由派学者，近年则更为关注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新著《国家的兴衰》(Why Nations Fail)，试图从其提供的分析国家繁荣衰败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的简明框架之间，来定位中国的当下问题以及未来方向。

也正因此，国人谈及中西分别之际，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甚至宗教决定论的观点层出不穷，动辄表示“中国文化本质”的批判，而莫里斯的著作对于国人最大价值之一正在于对文化决定论的解毒。国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往往无视世界的变化，比如文化因素过去认为是劣势而后又被认为是优势（比如儒家文化）。这种老生长谈式的自省看似深刻，如果缺乏平行的比较，其实并没有带来知识的边际改进。在探究西方究竟“有”什么的追问背后（也即我们“没有”什么），东方在后现代时代的匮乏感以及焦虑感一览无余。

阅读是定义自身的开始，而历史是为了当下以及未来。展望未来，莫里斯是为了全人类而写作，他不无悲观，除了西方没落，更在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许东方会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将被东方化；也许我们会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们会陷入文明的冲突里；也许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也许我们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灰飞烟灭。”正如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银河系中有100万个潜在的外来文明，外星文明之所以未能联系人类，正是因为高智能生物的自我灭绝性，“所有的这些证据表明在2045年，我们将走向毁灭。这正是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100年后”。

未来是怎么样的呢，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科幻小说《三体》文明崩溃可怕场景，或许答案不仅在于莫里斯描绘的社会发展指数的宏大历史画卷之中，也在于他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的历史人物以及文化因素之中——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自己历史的书写者，也都是人类共同命运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