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民国背影》的人和事

张耀杰：《民国背影》的人和事

[张耀杰题记：2009年春暖花开之际，承铁流先生之雅兴，委托我和王学会先生邀请20多位师友，于4月5日周日中午入住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星湖园生态园，在踏青游览之余就我本人的新书《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以及相关话题进行漫谈。各位师友利用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的时间畅所欲言，由于种种原因，相关记录一直没有整理公布。五年之后重读当年的图文记录，许多师友已经天各一方，在恍若隔世的梦幻悲怆背后，另有一重沧桑厚重、回味无穷的历史演变。是为记。2014年5月20日。]

专家学者谈《民国背影》

时间：2009年4月5日。

地点：通州台湖星湖生态园。

铁流：风和日丽、春暖花开之际，正是北京踏青漫游的大好时节。今天请各位专家学者到这里聚会，主要是听听大家对张耀杰新书《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的意见。同时我还觉得中国重要的事情不仅要靠说，而且还要做，这是我一个简单的开场白。

张耀杰：铁流老师做东请大家到这里聚会漫谈，主要不是为了我的书，而是需要一个由头或借口。我和铁流老师初步商量的意见是，白天我们主要谈历史研究，晚上大家放开了讲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我的《民国背影》这本书，是2008年12月出版的，副标题是“政学两界人和事”。在这本书之前，2006年我出版过一本《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2008年8月我还出版过一本《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这两本书的个别篇章有重复，原因是两家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删除了大多的内容，我不得不反复提供另外一些文章供他们选择补充，在这个过程中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哪篇文章给了哪一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被所在单位中国艺术研究变相解聘，确实需要出版两本书来证明我在自己居住的这个国家里，还有一份说话的资格和权利。

我本身是研究戏剧史的，最早写的两本书是《戏剧大师曹禺》和《影剧之王田汉》。我研究历史，最关注的是历史人物的真实故事和精神面貌，尤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些历史细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有一篇文章是写胡适与刘半农的。多少年来大家一直采用鲁迅、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说法，指责胡适采用阴谋诡计把刘半农排挤出了《新青年》编辑部。事实上是刘半农为了准备到法国留学，自己主动辞去了《新青年》编辑的职务。当然刘半农当时确实与胡适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某籍某系”的马幼渔与刘半农之间也是有过不愉快的。连当年的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学生辈的人，也是看不起刘半农一些低级趣味的表现的。刘半农晚年在日记里面专门谈到胡适的为人，说是自己与胡适“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

这个“逵羽”指的是当时的北大敎务主任樊际昌。正是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了对于胡适的误会，他的后半生一直作为得力助手追随蒋梦麟，到台湾后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有了刘半农这样一段日记，无论有多少人指责胡适如何排挤刘半农，都是不能够成立的。

在写作《影剧之王田汉》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田汉自称是曾国藩、左宗棠式的扎硬寨、打硬仗的湖南牛，国民党请他吃饭、送他钱花、给他官做，他就是不愿意跟着国民党走。等到地下党一出招就把他给征服了。

1930年前后，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动员南国社的陈白尘、郑君里等人站出来向既是老师又像皇帝的田汉造反挑战；一方面派中央特科的美女间谍安娥与田汉搞婚外恋，几个月下来田汉就跟着安娥向左转了。

同样的故事在曹禺身上也发生过。抗日战争时期，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担任教务长，由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他感到有些怀才不遇，有一段时间很是压抑苦闷。他的妻子郑秀是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郑烈的女儿，有时候难免要埋怨曹禺没有地位和前途。在这种情况，曹禺的学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方官德和他的表妹邓宛生，就把方瑞也就是邓译生送到了曹禺身边。国民党统治时期，曹禺从来不敢跟郑秀直接谈离婚的事情。1949年之后，郑秀追到北京要把曹禺与方瑞给拆开，说是要想离婚就拿500元的抚养费来。那时候500元钱对于曹禺是一个天文数字。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就表态说，“郑秀不就是要几百块钱吗？这笔钱组织上给你出，组织上安排你们离婚。”曹禺感激得当场跪下来向周恩来表示效忠：“以后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戏剧界还有一个大人物是郭沫若，他与于立群同居，同样是出于党组织特别是周恩来的特殊安排。正是由于党组织把安抚工作真正做到了郭沫若家里，他才会按照组织的需要随时跳出来充当政治运动急先锋。

好多人问“为什么那么多文化人都愿意跟党走？”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化人自己多情多欲的人性弱点和党组织在意识形态和统一战线方面的细致周到、无微不至。

我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传记作家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我更注重于寻找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和阴暗面。现在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总是习惯于神圣美化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于不惜隐瞒歪曲历史事实。最近一期《同舟共济》有两篇写马寅初的文章，一篇是我的被删改得不成样子的短文章，一篇是魏邦良的长文章。魏邦良引用大量二手资料来歌颂马寅初如何美好、如何正确。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不难发现，国民党时期的马寅初是敢于公开骂蒋介石的，1949年之后的马寅初虽然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有两个人他是从来不敢表示异议的，这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我在书中把马寅初与蒋梦麟进行了比较，他们两个是留学美国的老同学。蒋梦麟作为蔡元培早年的学生，所坚持的是蔡元培所说的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马寅初根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是一个计划经济学家，他与徐志摩、钱昌照、罗隆基这些人都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拉斯基的崇拜者，他所讲的北大精神是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这些人背道而驰的。马寅初反对个人本位的自由经济自由和自由思想，他所主张是利用国家强权管制私人资本的计划经济，以及牺牲个人生命的爱国主义。马寅初一直要求国民党搞计划经济，国民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他就从道德上一再高调攻击蒋介石和国民党。

真正的自由主义是坚决维护个体人权和私有财产的；凡是要求个人为国家牺牲并且梦想着剥夺私有财产的人，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这些人的根本立场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以人为本，而是以集体主义的非人为本，不管这个集体主义的“非人”是传统儒教的天道天理，还是后来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党派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要求个人为某种绝对神圣化的东西奉献牺牲的。而在事实上，真正需要马寅初表示出道德勇气的时候，比如说他自己的学生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敢说。作为校长，不管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只要是自己学生被抓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冲到前面保护学生的，马寅初就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

还有一个是计划生育，现在很多人说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多么好。而在实际上，马寅初在大陆搞计划生育的同时，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正在台湾搞节育宣传，提倡节育运动。蒋梦麟的节育运动不是借助政府公共权力强制别人计划生育，而是向普通老百姓普及节育知识，提供节育工具，让老百姓在获得更多城市化的工作机会的同时，自觉自愿地选择少生孩子。马寅初的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是一个路子，连生育权都要被国家公权力来强制计划，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是极不人道的，不管是早了30年还是晚了30年，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计划公民的生育权和财产权。总而言之，马寅初的路子是国民党极左派的路子，和胡适、蔡元培、蒋梦麟不是一个路子，马寅初的精神境界无论如何是不能和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这些人相提并论的。我觉得马寅初在民国时代只是个二三流的人物。历史是很复杂的，我说的是一个大概思路，我研究历史的大概思路就是这样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本书其实是拿几本专著里边的一些章节合起来出版的，我的几本专著都不在本国本土顺利出版，只好拿到香港、台湾去出版没有删节过的完整版本。我还有一本新书是《谁谋杀了宋教仁》，也是联系了几个出版社还没有眉目。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把完整的书稿打散了放在集子里面来出版。

关于宋教仁案我想多说几句，宋教仁案一直到现在都说是袁世凯杀了宋教仁，理由是牵头杀宋教仁的应桂馨，给北京的国务总理赵秉钧通过密信。而在事实上，那封信只写了一行字，说是给应桂馨拨多少钱，剩下的一直是洪述祖与应桂馨在秘密联系。这种所谓的秘密联系又是一直在陈其美的掌控之中的。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黄兴，也在给袁世凯和梁士诒发密电为国民党要活动经费，这是《孙中山全集》和《黄兴集》里面白纸黑字记载着的。这种现象很奇怪，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都要去美国、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像我这样的普通公民要是去美国、日本访问一下，便成了拿美国人、日本人钱财的汉奸卖国贼了。当年的国民党人连同现在的历史研究者，其实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对待应桂馨的。

洪述祖就是戏剧作家和电影导演洪深的父亲，他是青帮大佬，上海的应桂馨也是青帮大佬，还有一个青帮大佬是陈其美。从黑社会的角度说，洪述祖、应桂馨、陈其美才真正是同伙的。应桂馨当时只是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那边领到了几千块大洋，在宋教仁案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应桂馨从黄兴家里一次就转走20多万大洋。国民党方面从来不提应桂馨以前是个什么人，并且做过什么事情。辛亥革命的时候，应桂馨是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中山回国时他又成孙中山的卫队司令，黄兴兼任国民党北伐军总兵站站长时，他又去总兵站当过差。国民党从来不说应桂馨与陈其美、孙中山、黄兴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一口咬定应桂馨是袁世凯方面的人。当时的上海，其实是前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势力范围，宋教仁遇刺之后，杀手武士英就死在陈其美手下的兵营里，武士英杀宋教仁的时候，当场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抓到了，国民党的报纸也报道了，接下来却没有消息了。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吴乃文。他是应桂馨给陈其美和黄郛当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他带着武士英去枪杀了宋教仁，然后他又带着一个叫王阿法的假字画商人去向租界举报应桂馨是杀人主谋。吴乃文做这些事情肯定不是应桂馨指使的。按照常理来推断，能够指使吴乃文的那个人，当然是陈其美，同时也不排除孙中山和黄兴在幕后有相关表现。

袁世凯下令追查宋教仁案，国民党组织了中国方面的法官介入英租界和法租界审判，审判了七次应桂馨和武士英，武士英出庭的时候应桂馨不出庭，应桂馨出庭的时候武士英不出庭，就是这样开了七次庭两个人一次也没有站在一起当面对质。稍微有一点法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审判宋教仁案是要调查真相的，把两个人拉在一起当庭对质，事实真相马上就会大白于天下。出了七次庭两个主犯都没有当庭对质，是谁不让他们两个凑到一起的？是谁害怕真相大白的？显然不是袁世凯方面，袁世凯的力量控制不了上海。法律上讲究的是罪由法定，宋教仁没有经过最后的法律审判，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说是谁把宋教仁杀了，至少宋教仁被杀了以后，所有一切都是在国民党掌握之中，是国民党方面掩盖了事实真相。

后来袁世凯倒台去世，只剩下一个洪述祖归案受审，结果是不明不白地被送上了绞刑架。同样是这座绞刑架，十多年后又绞死了李大钊等人。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孙中山和陈其美都成了神圣偶像，国民党一派的历史书便一口咬定是袁世凯谋杀了宋教仁。像这样的历史书到了1949年之后，又被专门统一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变本加厉地传承了下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把可以澄清的事情加以澄清，当然主要还是澄清政学两界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