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上海租界内第一次血腥罪行

中央研究院供杨杏佛平日乘坐的汽车共有二辆，一为道奇牌轿车，一为一九二九年纳喜牌蓬车，由司机强祥生及福生轮流驾驶。依惯例，星期日多由福生驾车。杨杏佛遇害的那天早晨，两辆车均停在庭前，蓬车在先、轿车在后。杨杏佛走下台阶，一开始进的是轿车，但因福生未在，就下车改登强祥生驾驶的蓬车，福生竟因此免祸。《申报》在报道中还为此慨叹“所谓生死注定者，非欤？！”

杨杏佛平日独居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他的长子杨小佛在南车站大同大学中学部就读，每星期必到杨杏佛寓所游玩。杨杏佛的另一个儿子才刚刚两岁，由其母抚养，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号。1933年6月17日是星期六，杨杏佛于晚间七时左右派汽车司机驾车去学校接杨小佛过来，准备第二天一起出游，不想竟遇此横祸。

杨杏佛逝后次日，媒体在报道中附了杨杏佛的简历：杨氏原籍江西淸江县，少居扬州，曾入中国公学肄业。辛亥革命，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嗣由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入康南耳（康奈尔）大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商院学工商管理科。民国三年、在康南耳大学与同志胡明复等发起中国科学社。民八（1919年）回国，在汉冶萍煤铁公司担任改良会计制度，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并先后任兼商科主任及工厂协理。十四年（1925年）春，随总理（孙中山）北上，任秘书之职。总理逝世后，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兼上海市党部委员。北伐进行时期，上海方面革命工作多所主持。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曾担任招商局清理事务，十六年（1927年）任大学院副院长，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成立，任该院总干事。十九路军抗日时期，曾发起技术合作委员会，辅助军队准备后方技术工作，又组织后方伤兵医院，任救护工作甚力。今年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及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会，杨任执行委员。平生为人豪爽、待人诚摰、能诗词古文且善谈辩，前后任职均竭力奉公，于国事亦极热心，今年仅四十一岁。闻杨近曾屡接恐吓函，但均置之不理云。

这段简历的最末一句，提及杨杏佛生前曾多次受过恐吓。在当时的动荡时局中，暗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革命多年的杨杏佛竟亦无力自保，被革了命。

杨杏佛遇害后，杨杏佛的胞兄及其姊妹家属等，于下午先后到医院探望，哭声满院，现场充满悲伤。陆续前往医院探望的除了他的亲友，更多是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还在杨遇害当天上午召集该院工程部所长周子竞、化学部所长王季梁、物理部所长丁巽甫、庶务主任徐宽甫、林语堂及各科科长等人开会讨论善后问题。律师吴凯声亦列席。会议开得很长，至下午六时许才散会。他们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中国科学社举行该院纪念周时，报告杨氏遇害经过，顺表哀悼。

吴凯声律师受聘代表家属进行法律维权。蔡元培则以院长名义致电国民政府缉凶，电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林（林森）主席、汪（汪精卫）院长钧鉴，本院总干事杨铨（杨铨字杏佛），于今晨八时许，在法租界亚尔培路本院国际出版交换处门前，被刺逝世。特此电闻，并请急予饬属缉凶，以维法纪。当《申报》记者试图采访蔡元培时，蔡表现出感触至深、悲痛异常的神情，表示不愿发表任何意见。

杨杏佛所乘坐的11915号蓬车，车身弹孔密如蜂巢，租界捕房将其和自杀凶手的手枪一起留存。手枪是104号华捕在环龙路附近捡获，被当作进一步侦查的线索。

遇害当天正是周日，法院不上班。杨杏佛家属为此特别请求，请法医下午五时至广慈医院验尸，但届时检察官并未前来，遂改为次日上午十时。验尸后，即移送到万国殡仪馆装殓。捕房重视检查行人

事发后，中央研究院则大门紧闭，不许闲人进出。法租界警务当局通令所属各捕房每晚分班赴新、老租界各马路搜查形迹可疑行人，以及有无携带枪械及违禁物品。法租界捕房对此案异常重视，进行特别侦查，派出探员多名，在各相关地点进行严密布守，并对部分电话加以监视，希望在最短时间破案。

6月19日上午九点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在接到捕房报告后，派出检察官陈备三、法医官魏立功、书记官彭珝等人，前往位于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太平间，对杨杏佛和自杀的凶手遗骸进行验尸。验尸时，杨杏佛的头部略向西偏，短发蓬松，恍如入睡的模样。在毙命前自称名叫高德臣的凶手，则陈尸于西偏一室，两目睁开，样子非常可怖。他右臂中一弹，左颈也穿过一枪洞，流血殷然，尸检时颈部的药棉也呈现红色。

尸检结束之后、检察官陈备三升座公案，先由捕房的探员报告出事经过，并现场出示凶手高德臣的带血短裤一条、五元钞币两张、双毫两枚、铜元十余枚、钥匙一柄。据称事发时，各暴徒狙击后，说“好了好了”而后四散逃窜，他们已经拍好死者照片，弹口图样亦绘成。检察官接着向杨杏佛的胞兄杨鑫进行了询问。杨鑫时年五十一岁，住上海新闸路，在交通部当职员。他在下午一时闻耗赶来，与凶手高德臣素不相识，对刺杀原因亦不明了。他说死者身后当自行送至万国殡仪馆收殓。

最后检察官称，死者杨杏佛系身前因枪伤致死，尸身着由家属具领殡葬。杨鑫在印结上签字。死者高德臣系身前以手枪自杀身死，查无家属，着由同仁辅元堂棺葬。随后同仁辅元堂派人前来给棺钉殓，将其运往浦东坟冢地掩埋了事。

中央研究院职员也在当日电话通知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派汽车至医院将杨杏佛遗骸运去，约十时四十五分抵达。当时因殡仪馆楼下另有人先在治丧，故杨杏佛的尸体被运至楼上，由杨家属等随同照料，并请医生注射了防腐剂，定于次日下午二时大殓。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经过多次会商后决定，用中式衣衾做杨杏佛的寿衣。他们购备了印度绸短衫裤一袭、夹袄一袭，长衫则以杨杏佛最偏爱的夹袍，另配以马褂鞋帽。棺柩是用中式或西式，以及埋葬地点，则尚未最终定夺。

杨小佛的伤势已大体康复，司机则未脱险境，仍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治疗，看上去精神尚好，体温亦不高，只是子弹尚未钳出，仍有危险。

蔡元培6月19日在万国殡仪馆开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中央对杨杏佛被刺尚无覆电，杨是一个文人，遭此非常变故，说明人民生命毫无保障。言下不胜感慨。 

蔡元培又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还没有前来探望，民权保障同盟暂时亦无动静。

蔡元培、宋庆龄是民权保障同盟最核心的人物，何以宋庆龄不在第一时间吊唁？

宋庆龄是在6月20日杨杏佛大殓那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在这一天，她也公开发表了文告《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全文如下：

“上星期五杨铨来看我，给我看了他最近几个星期接到的许多恐吓信，并且把他所听到关于阴谋杀害他的一些口头警告告诉了我。他说，有几次有朋友直接从南京来警告他，说某些人正在计划杀害他。

他星期五是特地来警告我的，说在他接到的信中，有几封把我的名字也列在就要受到恐怖狙击的名单中。我告诉他，我也接到许多类似的恐吓信——常常是用最下流的话写的，我并且叮嘱他自己也务须小心。这是我和杨先生最后一次的会面。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在大殓之前，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交通部长朱家骅等人对杨杏佛进行了吊唁。不知道宋庆龄没及时露面，是否和刺杀案及此前收到的恐吓信所导致的内心情绪有关。

除了宋庆龄外，大殓这一天前来吊唁的百余人中，还有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江海关监督唐海安、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曁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淸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孙、商品检验局长蔡无忌，以及鲁迅、洪深、王云五、周象贤、唐瑛、沈钧儒、刘海粟等人，大同大学、中国公学两校也派出同学代表。此外，立法院院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朱家骅、上海市长吴铁城、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立法委员马超俊、中国航空公司经理戴恩基、监察院秘书杨大骥等人均赠花圈以志哀悼。

行政院长汪精卫此时也已对蔡元培的来电给予了回复：蔡孑民先生道鉴，接读巧电惊悉杏佛先生被戕，惋痛交集，巳严饬上海市政府严缉凶徒，归案讯办。敬覆。汪兆铭皓印。

蒋介石一直未对此公开露面和表态。

很多年以后，杨杏佛之死和李公朴等人遇害一样，一直被共产党视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杀害异议人士的证据。如《人民日报》1946年7月16日在头版转载《解放日报》社论《人民的运动是阻不住的——论李公朴先生殉难》中就有说：“李公朴先生的被害，以及其他许多志士的殉难（如抗战前的杨杏佛、史量才等先生，和抗战结束后的李兆麟将军、于树中、李敷仁等先生），都清楚地说明十九年来的蒋介石独裁统治，对于一切为独立和平民主奋斗的人士，是一贯仇视的，是不惜采取最残酷和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

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印证了这个说法：杨杏佛被暗杀身死这一“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的事件，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之后仍一直是军统特务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

沈醉称，戴笠奉蒋介石命杀杨杏佛是在1933年4、5月间，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布置。特务们先侦查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即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嗜好骑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小时，在这个时候进行狙击暗杀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但蒋介石却不同意在这个地区动手，认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又增加了国民政府本身的麻烦，怕引起各方面指责非破案不可，便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力量又可以不负责破案。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执行。戴笠于6月初亲自前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陶士能），他是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负责军统行动工作多年，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理君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6人，事先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即应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历史与现实不再是任由打扮的小菇凉，在这里围观权力卸妆后的容颜。爬梳档案，采访时人，最具原创性和现实感的新锐评论。请关注韩福东微信公号‍‍‍‍：‍‍‍lishiyuxianshi

或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