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改造：上海滩反色情主义试验

上海妇女教养所的规模是逐步扩大的。第一批妓女被抓进来之后，上海巷弄里的妓院消失了，但街头仍有暗娼，在更为私密的角落从事卖淫活动。1952年9月，警方通过周密的行动，又抓获了几百人。后来的行动扩大到舞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带有色情意味的陪侍现象，已经在公开场合消失。

对教养所教育改造方式，一直存在着两种迥异的评价。同样是对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探访，德国人彼得·施密特的观感就和上文提到的《新民晚报》截然不同。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这个劳教所与一所监狱差不多——四面灰墙，大门上方有一颗红五星，关在里面的人与外界隔绝，只有每两个月一次的亲属来访……院内有一块黑板，上面用中文大字骄傲地写着劳教所的宗旨：‘我们与妇女的堕落进行战斗，努力创造新人。’”

在施密特的描述里，教养所的工作人员是“反色情主义的化身”、“没有一点母性的慈祥”，与新政权的官方文宣以及当事管理者后来的回忆，构成鲜明对比。

从1953年7月开始，妇女教养所内被改造的妓女，经过审查小组的处理后，开始陆续离开通州潞大院，迎来自己的新生。有的回到了老家，有的嫁到了别处，有的被分配到附近城镇的工厂里，也有的则踏上了火车去了遥远的新疆、甘肃等地，在那里成家、劳作。

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原址上，现在是刚被开发不久的商业住宅区。高楼替代了平房。附近年长的居民对南都记者说，当年教养所的围墙只有大约两米高，曾经还有几个妓女偷着爬出来，其中一个摔坏了腿，她们向路边卖猪肉的商贩求救，商贩不置可否。在这次事件后，教养所曾有在墙上拉电网的计划，但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他们怕电到自己调皮的孩子。

一位66岁的老人回忆，1950年代中后期，他们常常在附近踢球，有时球进了院墙，还可以和教养所某位负责人的孩子一起进去拿，他记得院内一排排的平房。被收容的妓女们，晚上5点可以出来放风，当时路两边很多摊贩，她们买东西，也会聊起织袜子等工作上的事，“那时对她们管理的就比较松了”。妓女们看上去大多都很普通，长相一般，“但也有两个很漂亮，像是混血儿。”

当妓女们接受了管教干部的教诲，并劳动了一定时日之后，就陆续走出了这面白色的院墙。去新疆的妇女有960余人，她们在1955年启程，融入了当地的厂矿、农场和其他服务行业里。

官方的记载是，到1958年，上海市7000余名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已全部安置就业，其中1100多人安排在上海工厂和企事业单位，600多人留教养所工场当工人，2500多人成为过硬农场职工，2400余人回原籍参加农业劳动，200多老无所依、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无家可归者送救济机构或养老院供养。

新政权反色情主义的试验，至此告一段落。

历史与现实不再是任由打扮的小菇凉，在这里围观权力卸妆后的容颜。爬梳档案，采访时人，最具原创性和现实感的新锐评论。请关注韩福东微信公号‍‍‍‍：‍‍‍‍lishiyuxianshi‍‍

或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