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成本，何故要由个人全单照收？

近日重读《红楼梦》，读到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给王熙凤，劝道王熙凤趁家中尚处富贵时，在祖坟附近多置些田庄房舍地亩，哪怕日后家中有了罪，凡物入了官，这祭祀产业也不会入官，家中祭祀亦可为继。只是这位西府大管家醉心于敛财害命，东府蓉大奶奶的临终赠语也就成了过耳烟云。

读完这段，倒不是惊讶于家中遭遇变故时预备的头等事竟是祭祀问题，而是因有罪家中凡物入了公，即使性命不保，家中祖坟周围的田产也会完整地得以保留！

去年7月，“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新修订的《老年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人们纷纷列举出个体遵守这条法律时间和经济上的压力和支出，不论外出务工者，又或是身处职场的小资白领，常回家看看的背后，都有一笔不小的支出需要承担。

作为人性中一种隐蔽但确凿的存在，道德在个体身上一旦形成便挥之不去，它对个体的影响源于内心而发乎外在，然而，道德又是有成本的，我们要去掉身上的动物性就要付出代价。从社会的角度看，道德对于社会和谐运转而言，是一种低廉高效的约束力，道德成本的支出，不应全由个人买单。

《红楼梦》中，秦可卿的话语表征的正是以国家、社会的形式承担起道德成本。乡土中国，宗族道统如何维系？正是告知社会大众，尊祖敬老、血缘纽带神圣到不可更改的地位，即便是被抄了家，即便是性命不保，作为供奉祖先物质基础的祖坟周边田产也会被全盘保留下来，这不正是乡土中国维系宗族道统的有力注脚吗？

有人曾对唐朝的假期安排做过研究，发现关于“君亲师”的假期五花八门，如：父母住在3000里以外，每3年有30日定省假；儿子行冠礼，给假3天；儿女婚礼，给假9天；父母去世，文职解官3年，武职100天；近亲去世，给假为30天、20天、15天、7天不等；亲身授业之师去世，给假3天；亲人忌日，给假1天……唐朝的休假制度营造的正是用道德维系社会关系的氛围，比如丁忧假，父母去世，如果谁不休这个假，恐怕外在压力足以令其似乎成了罪人；明清两朝，官员“丁忧”不休甚至会被革职，突出的代表就是张居正“夺情”风波。正是这些制度，像绳索一样，牢牢地拴住“道德”的社会认同。

回观“常回家看看”入法，亦可理解为从制度层面对道德进行的一次显性约束，只是当对个体道德提出明确要求时，个人和社会该如何为道德支出买单？

乡土中国的宗族道统、君亲秩序，即便是抄家大罪，祖先安息之地及其周边田产亦会被完整保留；丁忧之假，回祖籍守制达二十七个月，原职基本俸禄、来往路费、丧葬补助一一齐备，官爵亦会保留。反倒现代社会，道德全然变成了个人私事，几年前的彭宇案后，各地“见老人不敢帮助”的版本不断上演，彭宇个人的经济损失，变成了弥漫在社会中巨大的不信任，遇到类似事件时，个人无暇多想，只好自危式地自我保护，承受着制度未尽职责带来的道德损失。

个人道德的培育需要社会、制度创造出空间，道德支出不应只由个人全单照收，社会、制度理应帮助个体承担部分道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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