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悍将张灵甫自杀，被污遭击毙

张灵甫生于1903年，比王玉龄大25岁。但年过40的张灵甫看上去相当年轻，王玉龄说，答应张灵甫婚事时并不知晓两人年龄相差如此之大。

在张处长张罗的那次宴席上，一桌人除了王玉龄家族，还有张灵甫的袍泽。王玉龄回忆，张处长在宴席上对她的二伯母说：张军长还没有太太，你是老长沙，有好的小姐给他介绍介绍。二伯母说：那一定的，有好小姐就打电话。另一人接过话说：不需要外面的，王家小姐多得是。二伯母说：我家小姐很多，但大的名花有主，小的太小。对方接话说：那就找不大不小的。王玉龄脸一板，她时年十七八岁，正是不大不小的年纪。

王玉龄家族都住在一起。这之后，张灵甫就经常去二伯母家，遇到王玉龄，两人也不说话，王玉龄有时打个照面就自顾自和朋友出去玩了。张灵甫不打麻将，但他会每次给张处长的太太十万元，让她陪王玉龄的二伯母打麻将。

没过多久，张灵甫表达了喜欢王玉龄，想迎娶的想法。二伯母很欢喜，二伯父则不甚同意——侄女和女儿的婚事他都有意见，但并不过多干涉。对这门婚事，王玉龄的母亲“绝不赞成”，理由是女儿绝不能嫁给军人，生命不保险。二伯母劝说：不会打仗了，现在已经抗日胜利了。

在张灵甫战死之后，王玉龄还和母亲开过玩笑：你说军人生命不保险，张灵甫是你咒死的。

但在1945年底的长沙，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洋溢着和平狂欢的氛围。没有多少人预料到内战即将开打。1946年春，张灵甫去了首都南京，与王玉龄在那里完婚。

这一年的4月21日，星期日，《申报》转发了中央社一天前的通讯《首都警备司令，由张灵甫接充》：施中诚调第廿集团军副总司令，对首都警备司令职务无法兼职，经呈奉陆总部核淮，免去兼职，遗缺由第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接充。廿日在该部交接完毕。

首都警备司令职务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张灵甫能出任此职，表明其深得蒋介石信任。长期以来，“黄埔系”一直被外界作为衡量是否蒋介石嫡系的重要指标。

张灵甫1926年初到黄埔军校报道，与他同为四期生的同学还有刘志丹、林彪、文强和胡琏等人。这一年，军校的名字正式由“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代表汪精卫在学校成立典礼上致辞说：陆军军官学校从前的技术还没有纯熟，学生的学术科，还没有弄得十分完备，所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以后，我们晓得责任重大，就要加倍的努力，我们的精神才能贯彻，不然，还是等于无用。

在某种意义上，军事技术的培训是在黄埔四期才开始完备的。张灵甫躬逢其盛，毕业后，他南征北战，军衔青云直上。早期参与的战役，包括围剿红军；中期则以抗日为主，一腿负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又复卷入内战，只是终未能全身而退。

《申报》特派记者丽天曾在张灵甫殉职后，于报道外另写一篇《张跛子丰功》的小文，内称：“张灵甫师长，就我所知道，是陕西西安人，军校四期，陆大将官班甲级二期毕业，今年才四十三岁，身材高大，体魄魁伟，写得一手好字，摹临于（右任）体，尤惟妙惟肖，平日喜射御，有燕赵国士风，八一三沪战时初任团长，尝负伤多次，而以廿八（1939）年高安会战时折一腿，为最重，后在港就医始痊愈，但一足已跛，人多以‘张跛子’呼之。因战功，在陆大受训时，特淮带拐杖。胜利后，拱卫首都，厥功甚伟，旋奉命出征苏北……”

张灵甫在抗日中如何英勇善战，传播极广，虽然抗战中的所谓战绩一直都存在很大水分，但相较于大多数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的确更有军事家的天分。他所领导的整编七十四师，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是“精锐之精锐”的“建军模范”。张灵甫治军风格，在其逝后4年的国民党机关报纪念文章中，曾有如下描述：“生平治军甚严，作战特别勇敢。卅六（1947）年鲁南平原会战郯城之役，将军为激励士气，亲驱车至第一线指挥；敌人判知系高级指挥官，故轻军火器均集中射击，卫士随员多伤死，而将军泰然。”

张灵甫对蒋介石的效忠，也被单独拿出来说事儿：“将军生平最可敬的地方，是誓死效忠领袖。他常说：‘领袖是民族的舵手，我们绝对信仰他、服从他，国家才有救。’他以北伐、五次围剿共匪、和抗战胜利等事实做证明。所以他常常自勉勉人说：‘领袖的话是对的。我们只要按照去做，国家前途一定光明，否则便不堪设想。’”（《中央日报》1951年5月16日，林铸年《纪念张灵甫将军四年前今日殉难》）

信仰和服从领袖蒋介石，国民党仍无法改变退败的命运。在山东孟良崮，张灵甫给妻子王玉龄写下了绝笔信：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王玉龄记得，她最后一次见张灵甫是在山东孟良崮边上一个叫垛庄的地方，她和其他几个军队将领的太太一道，吉普车在山路上剧烈颠簸。怀着孩子，她的肚子很大了，王玉龄身体好，并没有觉得特别不适。同行的太太们都三四十岁了，说：下次不能来了。

那天晚上，她和张灵甫出来散步，前后各有四个卫兵守护。“我记得有一条公路，这边是国民党，那边是共产党。我们在路这边走。我这个人一生，都没有什么怕与不怕。”王玉龄因为中风，现在大半时间坐在轮椅上，她忆起在散步的间歇，坐在吉普车上拿起张灵甫副官的枪，扣动了扳机：“副官说，设有保险，第一枪是空的，第二枪才会响。因为只隔着一条马路，怕共产党来，需要开两枪才能打死自己，我就放了一枪。我生平唯一就放了这一枪，结果没有保险，它响了。”

回到南京后不久，她生下了张道宇，叫人给前线发了电报。王玉龄后来听被共军俘虏又释放的张灵甫随从秘书说，张灵甫看了电报后，没有说什么，就扔掉了。那时战役已进行到艰苦时刻。数天后，张灵甫阵亡。

《申报》在一个多月后对此的报道是：至五月十六日傍晚，张见共军愈逼愈近，愈聚愈多，而援军仍未见到，乃首先下令将所剩枪炮武器、马匹装备，自动炸毁，留一绝命书面交少校参谋杨占春，令密藏杂入伤兵及尸中，设法外带后，其本人即与副师长蔡仁杰等三十余人集体自戕。该报公布了张灵甫的遗书内容。

但新华社等媒体则宣称张灵甫是被击毙。争议在1980年代末爆发，《名人传记》在1988年第10期刊发袁丹武、范茹文章，否定张灵甫被击毙，肯定了集体自杀的说法。但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则在10个月后发文，坚称张灵甫是被击毙。不过，从南都记者获得的内部出版于1947年八一节期间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看，当时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也承认张灵甫是自杀。

对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只是中共纪念张灵甫的一种方式。1963年，一部叫《红日》的片子，重述了孟良崮战役。但该片很快受到批判。《解放军报》在1966年5月的一篇文章里，称这是“一部竭力为敌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恶毒地攻击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大毒草。它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立场上，把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描绘成一支‘威武雄壮’、‘顽强不屈’、‘精诚团结’的‘英雄’部队，把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张灵甫刻画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而对我军则进行了全面的丑化和严重的歪曲。”《红日》重新获得肯定，要到20年之后了。

王玉龄在1948年与母亲和孩子渡海去了台湾，在1951年的张灵甫忌日，台湾媒体做了隆重的纪念。1952年王玉龄只身去了美国，此后在美国华人群众组织中一直颇有声望。令人意外的发展是，文革尚未结束，她即受邀请前往大陆，成为统战对象。她的儿子张道宇后来也在大陆经商。

而张灵甫与结发妻子邢勤英所生的儿子张居礼，因父亲的缘故在新中国历尽劫波之后，出任了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西安市副主委等职。2005年，中共中央高调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张灵甫的眷亲也受邀来京。长期被污名化的国民党将领借助抗战正名的契机，重见天日。在这之后，西安的乡亲们为张灵甫和邢勤英修建了“张灵甫陵园”。

张灵甫在大陆拥趸甚多，以至于孟良崮“红色旅游”的两个景区都在争打张灵甫牌，以此吸引游客。但在大陆声望日隆之际，他在台湾却渐为民众所遗忘。2009年，王玉龄要求补发遗失的张灵甫勋章，台湾“国防部”回信列出了勋章的工本费价格。后来，主管领导为此道歉，给出的解释是：办事的工作人员太年轻，不知道张灵甫是谁。

王玉龄说，她去美国之前，张灵甫的遗书放在了台湾“国史馆”，后来想索回，那里说找不到了。她把遗书拓成碑文，放置在上海客厅的桌子上。张灵甫的书法一直受人称道，她说如果不从军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人。

6月24日上午，在与儿子张道宇聊了孙立人等人的遭遇后，王玉龄对南都记者说：“我不让儿子从政、从军，能力不行升不上去，太行别人又嫉妒你。我对儿子说，你摆地摊，我也为你骄傲。”

旧闻

《中央日报》1951年5月16日，《张灵甫将军轶闻》

将军工书法，且喜以钢笔沾红墨水作书，苍劲有力，一如其人，尝亲自录文天祥正气歌全文，影音遍赠袍泽，故当至危急时机，他能看破生死关头从容就义。

将军右腿膝盖，于抗日时上海战役负伤，关节不灵，然矫健如恒。且不影响其骑马，因上马时，马术教范上正要求右腿笔直跨过马之尻部也，故姿势极美。然将军因此有“跛公”之称，匪则称之为“张拐子”。盖南京受降时，日军一军团长曾将其得自天皇*赐之木质军刀一把，献给将军，将军即以此为拐，乘马坐车，不离左右。每当其出现于第一线督战时，倚刀凝视，其威严肃穆，令人敬畏，士兵睹及，无不鼓足勇气，以一当十。惜此木质军刀后于督战时折断，竟先将军而成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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