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孩子，严厉还是宽松？

大宋的言论自由及其局限性

端木赐香

众所周知，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老虎他娘的屁股也摸不得。比如肃顺那样的顾命大臣，之所以小命儿玩完，原因就在于他摸同治皇上他娘的屁股了。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范仲淹，就敢随便摸且摸了也没事——天圣八年（1030年），仁宗皇上二十岁，章献太后即明肃刘皇后垂帘听政已经七年。据史载，这女人很能干，聪明伶俐，知书善文，脑瓜特管用。真宗活着的时候，她就开始预闻国事，天禧四年，真宗重病，“居宫中，事多决于后。”乾兴元年真宗临死前召手下人草拟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也就是说，真宗对自己的皇后特信任。

但是身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不挺这个，他觉得仁宗老大不小的了，太后该歇歇了，于是上《乞太后还政疏》，疏中，范夫子直言太后听政的时间太长了，“非黄裳之吉象也”，应该“卷收大权，还上真主”，退居后宫养老。一般人都认为范公胆大，居然敢摸老虎他娘的屁股，后来还在自己的《灵乌赋》里拽了拽，说什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么一句话，被现在的热血人士奉为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这些热血人士还算了笔数学账，认为范大民主斗士这句话要比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会议上发表的亨利那句“不自由，毋宁死”提前了740年！

我当然佩服范公的勇气，因为我不但不敢摸老虎他娘的屁股，我连狸猫他娘的屁股也不敢摸。但是我觉得大家忘了宋代的制度与风气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佩服范公的个人勇气之外，更得想到当时大宋可以随便摸屁股的“国情”。宋以忠厚理国，重文而轻武，文臣可以随便言事，而不用担心项上人头和自己的官职，因为宋太祖曾给后代子孙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约。一句话，范公不是争取言论自由，而是大宋本就有言论自由。具体地说，范公这种行为，若放在明清等朝代，小命早玩没了。而放在大宋，那就是小菜小碟了。相同的例子还有苏轼，苏轼的“乌台诗案”要定性个谋反挺容易的，但是最后也就办个贬官了事。

可能是言论自由的伴随物吧，大宋官场上很是流行“以贬为荣”之风，不客气地说，大宋官员们若是做官一生却没有被贬的经历，就像明星没人邀其走穴、大姑娘没人向其示爱一样，是很没面子很不是滋味的。仲淹呢，在此之前已经炒作一回了——天圣七年，仁宗为表示自己的孝道，主张由自己率领朝廷百官在会庆殿朝拜太后并祝贺圣诞。据说天圣五年，仁宗就这么干过，满朝文武没一个异议的，但是没想到刚刚身任秘阁校理的仲淹一个人出来反对了，说皇上“有事亲之道”但无“为臣之礼”，也就是说，皇上“奉亲于内”，率领众族人在内廷“行家人之礼”为太后祝寿就行了，断不可以南面之尊行“北面之仪”，否则必将“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

老实说，仲淹直接和太后对着干的行为，把所有的廷臣吓了一跳，大宋再有言论自由，做官的人心里也得有个底线吧。仲淹如此没底线，他的推荐人晏殊气坏了，直接斥责他：“你如此出言无忌难道是在忧国吗？在别人看来你其实并非忠直，只是好奇邀名而已。”没想到仲淹更理直气壮，认为即使是邀名也没什么不好，“古代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一句话，我想邀名，但是就怕邀不过来！

一年之后，他要求太后归政，两次炒作的效应合并到一块儿，仲淹终于成功了——虽然太后很大度，只把仲淹的疏束之高阁，并没有着急，但是仁宗面对仲淹连续两次欺负自己老娘的“壮举”，作为孝顺儿子，做皇上的他总得有所表示，于是不久即下旨，仲淹“以言忤章献太后”外放。这种外放，其光荣程度略类似戴着大红花被乡亲们敲锣打鼓地送去入伍，事实上，仲淹的亲朋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仲淹上路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三年之后，仲淹就载誉而归了。荣归之后，仁宗干脆任命他为谏官，不是出言无忌么？做谏官最能发挥你的特长，您随便。

仲淹也没有辜负上级的期望，上任以后，就又干了一件大事——仁宗的皇后郭后是章献太后立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男人（包括皇帝）都有些乡下人所谓的“圪料”，也就是说，老娘给定的媳妇儿他偏不喜欢，这方面例子多了，比如焦仲卿、陆游、顺治、光绪、鲁迅、蒋介石等等。仁宗也有这毛病，偏不喜欢郭后，可郭后有婆婆撑着，特牛。太后死后，郭后仍牛，扇仁宗最喜欢的美人尚小姐耳光，仁宗上前阻拦，没想到那个耳刮子却响亮地落到仁宗脸上了。这还了得？别说是皇上，就是中国普通男人，除非自己耍流氓了（电影上常见这镜头），谁挨过女人的耳光？就连那身为蒋夫人的宋家三丫头，发现自己的“大令”有生活作风问题，背着自己私会老情人陈洁如了，也不敢直接扇蒋委员长耳光的，据说只是拿出了自己的高跟鞋把老蒋的假牙敲掉而已。

总之，郭后这一耳刮子，把自己国母的地位也扇动摇了，仁宗决意要废黜郭后。为了取得朝臣的支持，甚至有宦官建议皇上把脸上伤痕出示给官员们看（怪不得大宋老打不过夏、辽，有这种皇上，能打过才怪呢）。不知道大臣们看没看见皇上那半拉肿破的脸，但是他们为此吵嚷不休，一派说“废”，一派说“不能废”。皇上脸都没了，臣子们居然吵得那么起劲！皇上一急，干脆把反对的人全贬了！被贬的人中就有仲淹，因为他反对得最坚决，持论也最激烈，上书说废后历来是昏君所为。没想到，仁宗执意要做昏君了，仲淹二次被贬！

仲淹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安慰他说：“此行尤光。”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三光”政策下，仲淹的名声穿越时空的隧道，高耀当代！

这里我更想说的是，范公胆大，其他的官员们也没闲着。即使不敢摸老虎、老虎他娘的屁股，但是至少敢互相摸屁股。因为宋代有个特别的制度，为了让百鸟齐鸣、百鸟齐翔，政府特别准许谏臣言事可以“风闻”。所谓的风闻就是弹劾他人时可以没有确切的事实依据，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上奏，而且还没有所谓的诽谤罪在一旁侍候你。比如在街上听卖白菜的说朱熹给两个小尼姑发过短信，就可以跑皇上那儿说朱老师诱拐小尼；在酒厅里听某酒鬼说朱熹跟某个小寡妇送过“秋天的菠菜”，就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声言朱先生有作风问题。一句话，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在宋代的“风闻”制前，要逊色多了！

不过，大宋的言论自由也有它的局限性。

一、有言论自由，但没有多数表决制，导致政令不通，官员们易于阳奉阴违，扯皮官吏多，空话官吏多，干实事的人不多，真有想干实事的，他们也牵制你，让你干不好。

比如仲淹的庆历新政，希望一家人（这一家人当然是冗官之家了）哭而不是一路人哭（这一路人当然是百姓了），但是一年后就流产了，因为大家都袖手等着自由言论你呢。

再比如王安石的变法，希望一部分人先穷起来（这部分人当然是官宦之家啦），另一部分人免于不饥不馁（这部分人当然是百姓啦），最后也全废了。因为文官们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你拔他们一根毛，他们就会合伙把你身上的毛拔光！王安石希望求富求强，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却在一旁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还举例说，隋朝够富，大秦够强吧，不都是短命餽鬼吗？

总之，言论自由下，大宋一干文臣文章写得都特漂亮，能言善辩，但是好像没干过什么实事。相反，干实事的人，往往是名声最不好的。比如，仲淹的历史名声比比王安石高多了，除了那个“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道德光环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仲淹的新政没有安石的新法推行的时间长、强度硬，得罪的既得利益者更少有关！

二、有言论自由，但没有政党制，甚至把正常的社团情愫当作朋党制大加打击，导致一干文臣全陷于所谓的君子小人之争。其实大家彼此彼此，骂起来犹如泼妇对阵，歹毒得很。

比如司马光领御史台全台上疏弹劾王安石，《奏弹王安石表》：“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而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若不正其罪恶，亦难以顺乎众意。”一句话，司马光嘴下，这个王安石既像邪教教主又像独夫民贼，坏透了。

再比如李定弹劾苏轼：其一，“怙终不悔，其恶已著”。其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其三“言伪而辨”，“行伪而奸”。其四，“讪上骂下”，“怨己不用”。看那意思，好像是孔老二复苏，少正卯再生，李定自己俨然是孔二，苏轼倒是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少先生了，前者不杀后者，不足以稳定全国似的。

还有，苏轼的爹苏洵写《辨奸论》，据说是影射王安石的：“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常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虽然现在有人怀疑所谓的《辨奸论》并不是苏洵之作，而是《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伪制，但是即使是邵伯温伪制的，那不是更显宋代文人之无行了吗？何况说人家朱熹勾搭小尼姑的，也是这个邵氏呢？

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坏处，朱熹先生若再世，肯定要写篇“我和小尼姑不得不说的故事”来辩诬了。可能正是明白了言论自由影响文臣们干实事搞团结了，所以明太祖一坐江山，就把大宋的言论自由给废了。大臣与文人，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政府就割他的脑袋！所以，海瑞骂皇上，就得提前预备好棺材，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