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人未必怒吼

有良心的人未必怒吼

——纳丁·戈迪默在耶路撒冷

云也退

亲爱的戈迪默女士：

我是文化研究所的一名巴勒斯坦讲师，我住在加沙，碰巧还有个南非国籍，因为我同那个心爱的国家的一位公民结为连理。

我在约翰内斯堡生活过五年多，在那里我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传统的黑人大学和白人大学里都讲过课。在索韦托的维斯塔大学我讲授您的反种族隔离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七月的人民》和《晚期的布尔乔亚世界》。到了加沙的阿尔-阿克萨大学，我继续给我的巴勒斯坦学生讲这些书，还加上你的《拣拾》和《短篇小说选》。这门课程叫做“抵抗、反种族主义和仇外”。

我有意选择您的小说来讲，是因为作为一位反种族隔离作家，您通过号召抵抗一切形式的压迫，不管是种族的还是宗教的，来公开挑战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退一步说，您支持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制裁，也给我的加沙学生留下了印象……

“亲爱的戈迪默女士”

这封公开信，出自英语文学教授海达·埃德博士之手，写给了一位世界名人。纳丁·戈迪默，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小说家，人权主义者，在获得诺奖之后，她成了一个比之前更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封信写于2007年4月24日。纳丁·戈迪默84岁，仍然住在约翰内斯堡，半生以文字挑战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来终于涉足了世界上最复杂难解的政治迷局：巴以问题。她是犹太人，以这个身份写了许多文章敦促巴以和谈，故而埃德博士说，她“抵抗一切形式的压迫”。

能否批评“一切”，能否以同一标准考量、审判所有以集体为名、以制度性暴力为后盾压制少数和个人的行为，声援弱势群体，不依任何外在或内在的因素而羁于选择性失明，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一生中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16黑人》里，戈迪默用一篇“梦会亡友”，虚拟了她与爱德华·萨义德、苏珊·桑塔格以及曼德拉传记作者安东尼·桑普森三人在纽约一家中餐馆里的谈话。三位亡友，尤其前两位，都同她是一个级别的公知，他们就着美食高谈阔论，信仰、种族、性别这些造成社会不公的关键词，在他们犀利的唇舌对冲中不断得到警句化的阐发：

“一切都不会终结，终结根本就是荒谬，是独裁的要求。霸权。对我们而言，我们总需要拾起包袱，从经历中甄别出什么是有益的，抛弃那些因为受了哄骗而误以为是宝贵的——没准是毁灭性的东西。”

梦中的萨义德如是说。戈迪默也懂得斗争之普遍恒在。在南非，种族隔离在形式上是废除了，但黑人翻身之后转而压迫白人，因为那种隔离的心理机制还在。那些存在明显不平等体制的国家，一旦体制崩溃后，难保不会发生剧烈的报复行动。戈迪默们的斗争延伸到了种族隔离以后的漫长岁月，她必须新的不公正思考并说一点什么。然后，她也自然地将视线转移到中东，那里的麻烦之大，还不是南非能比的。

埃德博士赞美戈迪默的正直与独立，但是一年以后，老太太遇到了信任危机。那些信任她的人认为她背叛了他们，也背叛了自己。

事情的起因是以色列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期，首都耶路撒冷要搞首届国际作家节，耶路撒冷向戈迪默发出了邀请函“共襄盛举”。4月，收到邀请函后的戈迪默回复：OK，我来。

作家节可以是民间的活动，但耶城的作家节由于紧挨着国庆庆典，且得到以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它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国庆的延续。戈迪默答应前去，表明她愿意同自己一贯抨击的以色列官方合作。同时受邀的其他一些人，如美国作家乔纳森·福尔、意大利人德·卢卡、荷兰人安娜·恩奎斯特，都不如她那么盛名在外。风波就此而起。

“文化杯葛”

海达·埃德博士向戈迪默写去了第二封公开信：

您存心参加“六十年以色列”庆典的消息传到了我们——加沙的学生和市民这里，给我们痛苦的当头一棒，也带给我们一个伪善知识分子执行双重标准的范例。我那些因一个国家——您正打算去为它庆生——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在心理和感情上受到重创，并已表现出营养不良的初期症状的学生，需要一个解释。

……杜加德将巴勒斯坦状况与种族隔离下的您的南非做了惊人的比较：“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情况在很多方面比种族隔离的国家更严重。以色列大规模摧毁巴勒斯坦的家庭，夷平农田，派军队入侵，执行有目标的暗杀，其恶劣程度远超种族隔离南非的任何一种类似行动。”……“我确实有一种似曾相识感……可悲的是，以色列不愿从南非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南非扔掉的东西，被以色列又捡了回来。”

埃德提到了另一位国际知名的南非学者，法学教授约翰·杜加德，他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派调查委员会的主席，2001年开始常驻中东，进行巴勒斯坦人权状况调查。如今，他这个差事不拿任何工资，因此那几年，他的观察报告特别具有公信力。埃德将杜加德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相提并论，严厉批评戈迪默，她本来跟图图、曼德拉一样，都是南非一线的人权战士。

戈迪默决定赴耶路撒冷，也震动了国际左派舆论。国际巴以问题活动者组织“独立信息中心”（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原本就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这一番，他们正号召世界各地“致力于社会正义”的人士同巴勒斯坦团结组织携手，一同抵制以色列人的庆典，并知会各自本国的受邀作家，要他们也参与进来，组成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杯葛”（cultural boycott）。戈迪默的决定令其大惊：反以阵线后院起火了。

四面八方的政治压力开始向戈迪默聚拢，数日之间，抗议信雪片般飞来，人们直言对她的失望，要求她三思而行。埃德博士的公开信语词尤其铿锵，他在信末用冷峻的口吻给作家下了最后通牒：

“我饥寒交迫的学生们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坚信您将和您书中许多英勇的人物的一样，反思您参与一个以色列节日——这个节日以庆祝屠杀巴勒斯坦及其人民为目的——的决定；另一方相信您已经变节投敌，否定了您写过的每一个词汇。我们等待着您下一步的行动。”

这些情绪激动的人们如果读到“梦会亡友”一文，恐怕更要怒不可遏。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权最著名的捍卫者之一，他也曾把戈迪默誉为“反抗的知识分子”，这是极高的赞誉。

然而，戈迪默毕竟是个犹太人，萨义德却是阿拉伯家庭的孩子，两人迟早会产生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也许血统论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你是谁”，终究取决于你血管里流的是什么血。

重压之下，戈迪默这样告诉媒体：国际作家节的主办者并不是以色列官方，言下之意，不应将此行等同于对以色列政府的某种正面表态。当然这种解释还显得太软，于是她又说：作为倡导巴以对话的知识分子，她到耶路撒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能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正面交谈，她因此要求主办方为她安排这样的对话活动。

还有哈马斯，这个穆斯林极端组织高呼“以色列无权存在”，戈迪默提醒他们，看看曼德拉，“当年他从普尔默监狱被释放后，自己又主动返回去，为了与种族隔离时期的总统P.W.波萨面对面交谈。”

“以色列不是南非”

这件事过去了六年。7月14日，纳丁·戈迪默以91岁的年纪去世，人们再提这件事时，也就一笔带过：“2008年曾因参加耶路撒冷文学节引发轩然大波”。这种事情，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以色列眼下正在轰炸加沙，戈迪默当初去或者不去，去了之后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对今日之事没有任何影响。

不过我们还是看看她去做了点什么吧。

以色列最有名的作家，当然是年年被传诺奖绯闻的阿摩司·奥兹。戈奥两人是老朋友了，活动第一天，两人在一个能够俯瞰耶路撒冷旧城的帐篷里进行了公开对谈，350多名观众到场旁听。有观众问她：以色列现在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度了，跟你的祖国、昔日的南非一样，不是吗？戈迪默答道：

“就我所知，以色列在争议领土上使用的手段确实让我想起了南非，但是两种情形之间不构成历史的类比关系：在整个非洲大陆上，白人都没有主张哪怕一平方英寸的土地，而在你们的国家，有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

她说，南非种族隔离史上白人对待黑人的残酷性不亚于如今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但是，两者还是有性质区别的。南非问题，不涉及领土之争，而领土的归属，而非种族歧视，才是以巴之间最尖锐的矛盾。

反对者听了或许心中不忿，但无言以对：戈迪默讲的是事实。那些动不动就把以色列同南非扯到一起的人，不能不听听她的看法。谴责非正义，不是把所有非正义的事混为一谈，可是在实践中人们总是放任情绪先行，大多不会作理智的区分。受苦的人之间，容易有共患难之感，但细细推究起来，相怜却未必“同病”。

戈迪默还说，“文化杯葛”是愚蠢的，它只能加深裂痕；积极的做法，是鼓励以色列人去阅读他们敌人的书，去理解、体会阿拉伯人的心理，反之亦然。这话是不是一厢情愿，不好说，但是文化人也只能这样讲话，他们赋予书籍、作品的期望，往往显得不切实际，可谁知道变化会不会在点滴积聚之间发生呢。

戈迪默知道自己是看不到中东和平的一天的。她只能坚信，并且明白地表态说，一方必然能够理解另一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病症无法下猛药疗治，只能依靠常识去缓慢调理。心存公允的人不会无视暴行的存在并为之掩饰，然而反暴行并不意味着一切。戈迪默的决定没有错，和始终不渝地保持批评者的表面姿态，保持与左翼反强权、反迫害人士的立场一致相比，她抓住了更本质的问题：怎样的做法对解决困局最为有益？

戈迪默的抉择，可以和她的另一位亡友苏珊·桑塔格在2001年的抉择对比着看。那年5月，在二年一度的国际书市上，以色列官方决定将当年的耶路撒冷奖颁给桑塔格，当时，戈迪默也发了公开信，敦促其不要前往。

但桑塔格去了，于大厅里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她在受奖演说中严厉抨击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这是桑塔格生命里的高光时刻：不屈服于任何形式的宠辱，也不盲从压倒性的舆论，随便厕身某一阵营；抓准每一次批评的时机，控制好发言的力度——做公知是良心事，更是技术活。当然，那年9.11事件发生后，桑塔格或许会后悔在耶路撒冷说的话，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