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昆德拉，再见大时代

再见昆德拉，再见大时代

云也退

85岁的米兰·昆德拉出版了《庆祝无意义》，一本情节特别涣散的小说，想了一下，还是从书中所述的一个前苏故事讲起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叙了一件往事：某日斯大林同他们几位下属兼“亲密战友”闲聊，斯大林说，他有此出门打猎，发现了树枝上停着24只鹧鸪，他枪里仅有12发子弹，便先打死了12只，然后滑了13公里回家补充子弹，原路返回，打死了剩下的那24只。赫鲁晓夫说，在场所有人表面不说，背地里都觉得恶心，大家在盥洗室里聚在一起“轻蔑地吐唾沫”。

“打鹧鸪传奇”与“指鹿为马”很相似。我们对指鹿为马只有一种理解，就是赵高为了炫耀权威，故意颠倒明显的黑白，他是个祸国殃民的奸恶之人。赫鲁晓夫认为，读者对他讲的这件事也只能形成一种看法：斯大林是个邪恶的独裁者，撒谎的背后是他狂妄至极的个性。

这就是“大思维”，凡事讲究清楚明白的是非，“听其言，观其行”。形成大思维的是一个大时代，战争、独裁、劳资对抗、民族压迫、殖民与后殖民，等等，到处是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体制之争，这些东西现在不是没有，但在当时，它们给人们的头脑分了区。对“指鹿为马”，当然没别的好说，赵高事后以各种手段处死了那些唱反调的大臣；但对“打鹧鸪传奇”，却可以有另一种读法。

凯列班和夏尔，《庆祝无意义》里的两个人物，对此的看法一致：“这个故事里唯一教我难以相信的是，竟没有人明白斯大林是在讲笑话。”

正所谓“认真你就输了”——这是一种“小思维”。

小思维善于把什么东西都给琐碎化，玩笑化，而且还不停地嘲笑大思维的落伍，“陈义过高”，总是端着。看到有人走上街头，大思维立刻想到社会不公，小思维脑子里闪出的却是“狂欢”二字；有人脱光了衣服招摇过市，大思维考虑“这个社会怎么了？”小思维想的则是“哥们赌输了吧。”两种思维，彼此不能理解，小的嫌弃大的落伍，总是绷着个脸，大的认为小的玩世不恭，缺少责任感。

昆德拉是一个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1968年春，苏联军队侵入布拉格，觉醒了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只有昆德拉，以聪明人之身避居法国，后来以这件大事写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中既讽骂了苏联的行为，又表态说捷克人的反抗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壮烈，那么有意义。小说中的男女以性爱作为抵抗政治暴力的方式，用“小”来抵制“大”，将读者的注意力和期待从枪炮与国难转移到床衾之间，从“知识分子的抉择”这种宏伟命题转移到男女私情。

不过，昆德拉并没有一味地讽刺大思维，推崇小思维，虽然退出了那个壮怀激烈的知识分子圈，他多少还是有“乡愁”的。当凯列班讥笑赫鲁晓夫的较真时，夏尔透辟地评了一句：“他（斯大林）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笑话。”这就叫做“同情的理解”，夏尔，身为一个小时代之人，设法去理解赫鲁晓夫等大时代之人的心理：把斯大林的话当笑话，他们敢吗？他们哪敢相信，斯大林会不带着考验下属的忠驯之心的目的，而去做一件纯粹活跃气氛的事？

大时代让人心系家国道义，每每想到立身为人的根本。这倒不是说，大时代下的人便都是善人、义人，而是说，他们不管是道德者还是背德者，都是围绕着“德”，以及类似的宏大概念，来建构伦理、决定行为的，别人也会这样去评价他们。对他们来说，有些东西是不可违反的，即使要违反，也会知道自己在做很严重的事情。立于秦二世的宫廷，没有人能把“指鹿为马”当玩笑，不管他们是否看出了赵高的真实用意。

在《庆祝无意义》里，昆德拉讲了几个非常精妙的故事，告诉我们时代已变得如何之“小”：有一位达德洛先生，被怀疑患癌，经进一步确诊后排除了嫌疑，巨石卸下心头，按说他应当按捺不住，要周告亲朋以喜讯，可是在老友拉蒙问起时，他却伪称自己真的得了癌症，看拉蒙结结巴巴地安慰自己。他为什么撒谎？

幸存教人感动，但幸存的戏剧性会让人哑然失笑。大思维无法解释，因为它不能领会无稽的逻辑；小思维则不去解释，只是催人发笑。昆德拉写道：“他（达德洛）没有能耐去理解撒这个谎的道理……他想到自己没什么道理撒谎，禁不住笑了。这笑，同样也令他大惑不解。”

另一个故事：一女士厌恶腹中的孩子，蹈河自杀，远远游过来一位年轻人，看上去是要来救她的。结果，女人把救人者摁死在水里，自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上路开车回家，后来还生下了孩子。

残酷之最高级别，在于不可解释，无法“理喻”。我们处在一个标准的小时代，每天媒体会向我们搜罗、汇报各种无法解释的离奇事情。独裁者没有了，战争远去了，但我们感到不安全，原因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不能用理性来解释，而只能用昆德拉最喜欢的一个词——“玩笑”来解释。斯大林也许只是开了个玩笑；达德洛为什么伪称自己得了绝症？开个玩笑；女人为什么淹死前来救她的人？开个玩笑。小思维不追根问底，因为追问不过来；小思维只在乎让自己过得轻松些，因为世界是一片荒诞。

如果事事皆玩笑，那么虚无感自然找上门来。“意义”是属于大时代、大思维的，我们已同它挥手作别；既然虚无感无所不在，那么，暮年的昆德拉说，就让我们接受它，欢庆它。

在小说末尾，他写到了一个儿童合唱团当街表演的场面：他们在庆祝某种意义——一种典型的大时代行为。但孩子们会渐渐长大，渐渐把一切看成玩笑，届时，他们还会有一场庆祝，庆祝自己的醒悟，庆祝昔日情怀烈烈的高歌变成了一段幼稚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