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奔驰FCC、甲A联赛和《股疯》

8月初，整个中国似乎都不怎么太平，短短几天，从打大老虎到抓郭美美，从高雄和昆山相继发生爆炸到莎车暴恐案，从香港发现埃博拉病毒携带者到云南鲁甸大地震……在许多人看来，这些新闻事件比最近票房极盛的《小时代3》或《后会无期》震撼多了！

而对于不大不小的汽车圈而言，也有一件带劲儿的大新闻——8月4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小组突击查访奔驰上海办事处，约谈和调查持续了一天。截至当天晚上9点，多名管理人员被滞留在上海办公室内协助调查。而调查原因是“奔驰为配合反垄断调查而进行的降价措施没达到发改委期望的幅度”，这不是大奔第一次因价格问题受到特别关注了。

作为德系三驾马车在中国的“N年老三”，奔驰自打正式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诸事不顺的节奏。1980年代初，大奔驰开始在内蒙生产重型卡车，开创我国生产高级大吨位卡车的先河。可惜，帮了那么多，却只能做幕后英雄。之后的1988年，大奔雄起了一把——长春一汽特地为其建成1万平方米厂房和84米的装配线，以组装900辆奔驰 200型和230E型中高级轿车，专用于高级公务用车。可惜，这批CKD组装车的质量虽与进口产品差距颇大，挺失败的说。但大奔驰似乎是对中国一见钟情了，首次合作虽不成功，依旧在1994年选择二次试水。

因为，就在这一年的7月，中国政府公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奔驰公司发现此乃是一机遇，成立专门机构，用几个月间进行实地调查，针对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市场发育和道路状况，背水一战式地推出新车型FCC——一款用1.3升三缸发动机，55马力输出，手动变速器，前轮驱动，最快时速可以达150公里的准B级车。

FCC，全称即Family Car China，“中国家庭轿车”的英文缩写——大奔想从中国分一杯羹的强烈愿望，从这一名称中就可窥端倪。这是一款典型的单厢车，即发动机舱与乘员舱是一体的，车内地板分为上下两层，发动机、变速箱、悬架和油箱被容纳在下层。奔驰内部送给它一个更形象的绰号：“三明治”。这种车在中国并不多，最出名的莫过于smart和萨拉·毕加索。这一类车的优点属于含蓄的“谁用谁知道”型：看上去真小啊。但事实上。车内空间，尤其是驾驶舱却真心宽大，秒杀各种三厢轿车。这一切，就在未加大车身尺寸和不牺牲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取得的。另外，单厢车身结构更坚固安全。要知道，航空工业早就运用这种设计了，因为如今所有的飞机均使用单厢结构。

5个月后的北京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成了FCC的专场秀。当时，世界各大汽车公司都相继送来针对中国的产品参展，但没有一辆能胜过FCC。大奔驰风头出尽啊！

可惜，FCC开发团队想尽善尽美而钻了牛角尖，绞尽脑汁要把这款新车在中国的制造成本控制在8000美金之内，真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当时的中国人还未考虑所谓的家庭用轿车，FCC就这般胎死腹中。

不过，大奔驰才不会白费力气，过了3年，FCC的“三明治”设计终于在第一代A级车上得到应用。不过，它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故——当时，瑞典某汽车杂志对这款A级车进行常规的麋鹿测试（即国际衡量车辆安全性的重要标准）。照理来说，这款小车应该分分钟就能过关，谁知阴沟里翻船，在紧急变线的过程中搞了个极标准的四脚朝天造型。大奔驰虽然嘴上否认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但还是有些心虚，将售出的2600辆车召回，免费加装了ESC车身稳定程序，并改良悬架系统来提升主动安全性。

而真正和FCC神似的还是2005年面世的大奔B级车。无论从理念、车型或技术等各种角度进行两相比较，谁都会发现它们有着剪不断、理不乱的确切血缘联系。

1994年，大奔驰铩羽而归。同一年，宝马则在中国设立下首个据点。后者和奔驰截然不同，根本没走技术流，而是选择饥饿营销：在没有进入中国前，就已经开始在电视和平媒进行广告投放。正式进入中国后，第一批产品除了赠送给中国驻德使馆及外交人员使用外，只卖给对品牌有正确认知的高帅富们。

1994年，注定是一个无法太平的年份。4月1日下午，上海《文汇报》驻浙江记者万润龙正在写稿，电话铃骤然惊起，是一名学生打来的：“千岛湖一艘游船起火，估计船上人员已全部遇难，省市领导和军警已赶赴现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万润龙分分钟意识到“出大事儿咧”，立刻请示报社领导，决定介入采访，探个究竟。

随后，他给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公安局等十多个单位的熟人打电话，回答如出一辙：“已接上级通知，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过，万记者无愧于“无冕之王”这个职业，经多方出击，他终于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通讯员那里了解到某些情况：4月1日凌晨，有人在千岛湖上发现一艘燃烧着的游船，报告有关部门后，游船被拖到岸边，舱底发现若干具被烧焦的遗体。

次日，万润龙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在《文汇报》上独家刊发“千岛湖游船火灾”的消息。4月3日晚，他连夜打的直奔千岛湖现场。现场军警密布，无关人员禁止入内。在罹难者家属陆续赶赴现场后，当地政府除了禁止媒体采访外，还密切监视台湾家属。

万润龙凭借着多年的人脉关系，终于进入进行采访。他遇到不少台湾同行，大多假扮遇难者家属混在其中。而他们发回台湾的报道大多含糊其辞：“由于大陆对消息封锁，所以整个状况仍不明了。”还有几篇夺人眼球的：“船上遗体上半身炭化，下半身完好，存在诸多疑点。”甚至有“该案有大陆军警涉嫌”的爆炸性谣言，“千岛湖惨案”迅速被全世界知晓。

“台湾是个很浅碟子的社会，一发生一丁点事，马上报纸、电视上都会有。在媒体开放方面，台湾与大陆理解不一样。台湾老百姓看到案情没有尽快公布，马上情绪就会很沸腾。”时任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说，“很客观地说，大部分台湾民众一看到媒体上那些哭哭啼啼的场面，就会对大陆不信任，就会觉得有问题，有阴谋。”信息不明朗，直接导致台湾全岛不满，由此带来的蝴蝶效应绝对让浙江地方政府始料未及——台湾各党派立法委员纷纷要求删除两岸交流的预算，并中止两岸谈判，甚至逼宫当地政府，宣布大陆是“高度危险旅游地区”。

“千岛湖事件第二天，我正好在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时任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回忆。事发第三天，他再也坐不住了，赶到杭州后却无法到达事发现场。“当时，其实只要石齐平能到现场，出来说一句话，就不会造成台湾民众的情绪时空。”焦仁和这样认为。

变化发生在4月17日。惨案发生后第17天，浙江省公安机关宣布：千岛湖“海瑞号”游船失事，系一起“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3名涉案犯罪分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据现任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时任新华社记者范丽青的报道，“千岛湖惨案”是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和政治没半毛钱关系：3月31日16时许，千岛湖从事摩托艇营运的吴黎宏、胡志瀚为还赌债，和同行余爱军一起，携带猎枪、斧头等工具，乘摩托艇到猴岛附近水域伺机等候游船打劫游客。“海瑞号”恰巧经过，三人趁夜色驾艇靠近船尾。余爱军和胡志瀚蒙面登上游船，诱逼24位台湾游客交出钱物后，将他们和船员赶入底舱。吴黎宏用铁丝把底舱门拧死。三人在向底舱连开数枪，扔下炸药浇上汽油后，带着所劫钱物驾艇逃离。

实际上，真相的公布和一篇内参有关：4月4日，万润龙从事故现场赶回杭州，将新闻封锁造成严重恶果写成内参《千岛湖“3·31事件”搞新闻封锁适得其反》。“这是当年惟一的全国好内参一等奖。”万记者回忆。江爷爷当时就进行批示。新闻封锁才得以取消，真相大白。

6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一审做出判决：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分别被判处死刑。

后来，石齐平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有过一次谈话，说到“千岛湖惨案”。石齐平认为，发生这么大的刑事案件，新闻是不可以封闭的。大陆到破案才公布详情，对台湾人来讲不可想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而一位参与处理事件的正厅级干部曾吐槽说：世界上最糟糕的足球队员是将足球踢向自己的球门，让对方得分。

在中国人民刚刚关注完风景无边的杭州没多久，4月27日，成都市人民体育场，数千只和平鸽和数万只气球飞向天空，近4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与鼓乐声此起彼伏。身着五颜六色比赛服的小运动员们举着十几面旗帜走进足球场——每一面旗帜代表一支足球俱乐部。万宝路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就此开幕，即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拉开帷幕。

同一天，全国6个城市约15万人现场观看了首轮比赛。中国足球正式迈出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职业联赛在中华大地野蛮生长起来。俱乐部可以从职业联赛的门票中分成；球员也有了身价，可以买卖。“甲A”这个充满时代性的词汇，伴随着全中国球迷度过整整10年光景。

2年以前，国家体委就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其职业化发展方向。于是，全国11个城市陆续成立了24支实力参差不齐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前，中国的足球联赛都由政府拨款资助，当然，比赛也不叫职业联赛。球员不管踢得好不好，拿的是死工资，待遇和公务员差不多。这一群体被统称为“专业球员”，和那些企事业单位的业余球员的最大区别，就是有一张“职业合同”。

职业联赛开始以前，中国球迷只拥有一支球队，中国国家队。以前的足球联赛真心很枯燥：足协选择一个城市，十几二十支队混在一起踢一个月，没有任何气氛，尤其是主场气氛可言。职业联赛就好了，有主客场制——不同城市的球迷能在自家门口看球，归属感瞬间爆棚。过去，看一场国家队比赛要等好几年。现在呢，每个周末都能看到家乡队在绿茵场上征战。

中国瞬间冒出了数以万计的球迷协会。他们的组织者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打算小打小闹小玩玩——其正规程度堪比某些官方组织。每个入会球迷都有明确分工，大到负责俱乐部运营、球赛购票、联谊、和俱乐部或球星沟通感情，小到呐喊、吹喇叭、举旗帜、撒花……球迷协会包一架飞机到客场城市看球，成为当年最夯“旅游项目”。

这么说吧，中国足球职业化，最成功的不是球员或俱乐部，而是球迷。职业联赛第二年，现场观看甲A联赛的观众达314万人次，平均每场观众超过两万人，接近足球发达国家水平。

足球职业化改革更给球员带来意想不到的意外之喜——月工资开始呈几何倍增长。以四川全兴队（这个名字让人好怀旧）后卫魏群为例，联赛开始没多久，他就拿到生平的第一笔奖金2000元，这可是过去月收入的20倍！魏群把钱装进塑料袋，一口气跑回集体宿舍，关上门，躲在屋子里，把钱一张张地铺满整张床。完事儿后，他点着一支烟，瞻仰那一床钱好一会儿，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老魏也能挣这么多钱！”

职业联赛第五年，甲A单场平均进球数达2.68个，创造20年来最好成绩。单轮上座达到21.3万人。除央视外，全国80多家电视台联合购买转播权。联赛冠名收入从最初的120万美元升至1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倾力相助，俱乐部的巨额投入都在翻番，足球从业人员都无法不淡定了……1996年春晚，相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中，姜昆就以球迷身份涮了职业球员一把：

姜 昆：现在我们足球运动员为什么踢球这么带劲儿呀？

戴志诚：这还用问哪？足球搞了职业化。

姜 昆：不全面。

戴志诚：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姜 昆：不完全。

戴志诚：那你说为什么呀？

姜 昆：告诉你一个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戴志诚：什么消息？

姜 昆：现在进球真给钱呀！

1994年，中国足球届大转型时，中国娱乐届第一个黄金年也不期而至。专辑《校园民谣》大卖，那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流淌在“青春无悔”的调子中，弥久不散。年底，内地摇滚登陆香港红磡，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观众，在3个半小时内见识了唐朝乐队、窦唯、张楚、何勇和“魔岩三杰”，他们在一夜间誉满香江。众多新人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郑钧、陈明、李春波、老狼、林依轮、谢东、戴娆、黄格选等等。这些人被赋予太多改朝换代的期望，还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94歌坛新生代。

夏雨在威尼斯，葛优在戛纳，牛振华在东京，三人分别摘下影帝桂冠。中影公司采取与外商拆账分成方式，一气儿进口了10部大片。好莱坞时隔近50年终于再度登陆天朝，第一部即是《亡命天涯》。同年5月13日（上海话即“我要赚”），由潘虹、刘青云、王汝刚主演的电影《股疯》上映，成为那一年，除了《亡命天涯》外反响最强烈的电影。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新现象，股票终于在一部电影中成为主角，导演举重若轻地描绘出1990年代“人民即股民”的特有现象，展现出商业大潮和经济利益对普通民众的冲击。可以这么说，《股疯》就是当年的《后会无期》，但是比后者精彩百倍。

虽说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喜剧片，在如今看来没有丝毫夸张做作感。片中充满上海俚语，让亲历过那段疯癫岁月的魔都40、50甚至60后，每看一遍就有“回想到老子当年如何如何”的恍如隔世感。剧中有好几个场景，极忠于原味地描绘出，彼时魔都市井百姓全民炒股的疯魔状态：每个营业厅的拥挤程度堪比如今的地铁1号线，不差钱的刘青云跟地头蛇潘虹灵机一动，租下某个营业厅对面二楼街面房，用望远镜来观察行情；潘虹跻身大户室，成为股市一姐时，她每一个下单或平仓电话，都会引来无数路人的偷听。车队领导偷拿出私房钱托她投进股市，并特许其不用上班，照样享受工资奖金；王华英参加证券知识速成班后自信满满，却在实战中输得人艰不拆；当然，最重要的是伯伯阿姨爷叔姆妈们，他们成立“炒股委员会”，推举潘虹做“大阿姐”，带领大家炒股。

这部电影让女演员潘虹彻底改变戏路。这个魔都大姐的骨子里有四分之一战斗种族血统，纯滴！在这之前，其作品虽都是佳作，却总有高高在上的贵族感。而《股疯》将其骨子里另一民族属性激发出来——上世纪80年代上海女人特有的市井气，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公交车上和人口角，在街坊面前振臂一呼的豪情，尽显泼辣本色。

因为《股疯》，潘大姐先后获得第14届金鸡百花双料最佳女主角奖、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第二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中国电影政府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名符其实的“五奖四美”新女性。那段时间，她的事业达到了珠穆朗玛峰，生活则走进了马里亚纳海沟——与导演米家山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一拍两散。

不过，潘虹在生活中并没有将自己的战斗种族属性发挥出来。十几年后，当被记者问及此事，她只淡淡说了一句话：“女人呢，一千一万个人，就只看到身边这一个；男人呢，一千一万个，就是看不到身边这一个。”有时，泼辣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率直。潘大姐，你赢了。

199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十年前翻了10倍，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中国人不仅知道了大哥大，还知道了更高级的玩意儿移动电话和诺基亚；开始有些了解在海峡另一边同胞的生活和思想，并对新闻自由和信息公开有些向往；开始敢为娱乐买单，放大胆子追明星，拍片的唱歌的甚至踢球的，国内国外内地香港，来者不拒……更开始坚信，“开奔驰、做宝马”绝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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