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复杂的启功

西闪/文

最近担任考官，面试了45名大学生。目的是从他们中间筛选出几个好苗子，去国外大学参加一个培训活动。几次面试下来，有了不少直观的感受。于我而言，这些感受当然是难得的经验。很自然地我就想到，假如这些感受形成文字，可能对那些渴望自我提升的大学生有所帮助。但是，我立刻对自己的这个念头产生了警惕。

大体而言，我所经验的应试者呈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别和差距。广东高校的学生一般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来自江浙高校的大学生则思辨力较强。中部地区，例如武汉高校的学生善辩，而西部诸省，譬如四川学生似乎偏爱直觉行事。不过我深知，这45名大学生虽然分布颇广，但在数千应试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他们的得失不足以概括为大学生群体的得失，而我的判断也肯定包含着主观与成见，甚至隐藏着风险。别说这些顾虑，只须想想自己21岁的光阴，我就不敢托大，将他们误为典型。

不过有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还是值得一说。比如一个学生讲她在帮助自闭症儿童的NGO里做事，可是我发现她无法用较专业的方式解释什么叫自闭症；另一个学生在简历中提到，他一直在某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支教。然而我请她描述一条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她的回答差不多全是滥调陈词——尽管每天一跨出大学校门，她就会行走在那条街上。还有学生记忆力惊人，擅长背诵社科名著的各个段落，却对什么叫“公共生活”缺乏起码的常识。甚至有极少的人报名这个主题夏令营，不过是像参加一次抽奖活动那样，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以上是我看到的问题。我想强调，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不在学生。毕竟，大学生尚不能视为彻底独立的成年人，无论思维还是行事，受教育的影响甚巨。可是，在公共参与上，如今的教育者能给学生多少有益的教诲呢？去各地建在荒郊野外的大学城看看就清楚了。教师们一上完课就直奔停车场，坐上按时发班的校巴绝尘而去，成千上万的学生留在校园内“关禁闭”。这就是中国当代高校中最主流的师生关系。

在一辆从郊县开往市区的动车上，我又新增了见识。旁边一个中年男子上车就从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玩《使命召唤》的射击游戏。对座的一个年轻人兴致盎然，探过头来支招。从他俩的对话中我听出，中年人是某大学文理学院的教师，年轻人任教于某音乐学院。两人同在大学城教书，下课后坐同一趟动车回城。现在教师的资质与志趣，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学生除了自我拯救，还有什么办法？

有一个年轻的朋友问，重点是什么？我的粗浅看法是：“选择目标，开始行动。”这首先需要每个人用好奇心、观察力以及经过训练的思维方式去探索自身行为的大致方向。这个方向可能不是固定的目标，也并非严格的计划，但是在变动中它能提供我们每个人一种模糊的方位感，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人生中哪些角色值得扮演，哪些角色有能力扮演。就像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弗兰肯（Robert E.Franken）所说：“我们既不是生来就扮演预先被决定的角色；也不是享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我们受着生理的限制，而有意思的是，梦想的幻灭也束缚着我们，因为思想确实可以改变事情。有时候，微小的思想变化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进程，而且，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人的行为进程。这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是一个有争议、但却激动人心的想法。”（《人类动机》）

每个人的自我都得在这类无休止的争议中，更准确地说，在角色设定、构思、调整以及成败的冲突中塑造成型。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自我的形成也在改变镶嵌画一般的社会图景。因此，这个过程既是自身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历史——行动将二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醒人们，一个人只有在社会化的行动中才能掌握规则和技能，理解自由与责任，从而自如地生活。我非常认可这一观点。所以假如以后我还做面试官，我提问的重点仍然是“你在干什么？”，而不是“你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