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立场的历史研究

丁东与女记者李静合影

丁东 智效民 范泓合影

丁东：民间立场的历史研究

 [张耀杰题记：2009年春暖花开之际，承铁流先生之雅兴，委托我和王学会先生邀请20多位师友，于4月5日周日中午入住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星湖园生态园，在踏青游览之余就我本人的新书《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以及相关话题进行漫谈。各位师友利用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的时间畅所欲言，现在想来堪称是一场盛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速记一直没有整理公布。五年之后重新整理当年的图文记录，许多师友已经是天各一方。应该说，在恍若隔世的梦幻悲怆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沧桑厚重、回味无穷的历史演变。2014年5月29日。]

丁东：中国现在有两种历史研究，一种是官方的，一种是民间的。耀杰的新书属于民间立场的历史研究。

官方的历史研究就是顾准说过的史官文化。当今中国的历史宣传，历史教学，和历史相关的出版物，涉及历史题材的影视艺术，都在史官文化的笼罩之中。史官文化的特点就是让历史为巩固当政者的权力服务。中口共有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论是1945年的历史决议，还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都是高层让历史为当时的权力结构做注脚，用历史来平衡现实的权力分配。

40年代的历史决议，当时中口共那么多领导人，只有两个人得到高度评价，一个是毳泽东，一个是刘少奇。为什么？因为在党内已经确定毳是老大，刘是老二。80年代初做历史决议的时候，党内实际上邓某人是老大，陈云是老二。怎么评价历史？就是要按照这个权力结构来评价。毳泽东哪一阶段要肯定，哪一阶段要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取决于邓某人和陈云的需要。反右运动要留一个尾巴，是邓某人的需要。高、饶事件不能动，是陈云的需要。

讨论历史决议的时候有4000个高级干部参加，讨论了不下半个月，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人对毳泽东的批判很尖锐。把毳思想和毳晚年错误分开，许多人都认为不合逻辑。但邓某人、陈云定了调子，胡乔木一枝笔就把事情给办了。

李洪林参加了起草组，现在都记不得自己写过什么。1981年的决议在今天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有些在80年代参加过思想解放的人，现在看到老左、新左的活跃，要为毳晚年、为文革评功摆好，就想用这个决议去反击左派。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决议，想进一步往前走。可是这个决议的说法，成为继续往前走的束缚。决议的一些结论，跟史实出入太大，对不上。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毳能被林彪或者江青利用吗？不能。文革中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毳做出的，别的领导人只能是执行者。如果你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的进行研究，你就会觉得这个决议的结论很别扭。但是你要公开出版、公开传播有关文革的作品，必须以这个决议为尺度。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华国锋去世以后，中央发了一个生平，和决议的说法有所不同。我觉得华国锋的晚年，跟胡氏锦之涛比较配合，让退出中委就退出中委，让登主席台就登主席台，他去世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回报。对他的评价比当时的决议更接近事实一点。当然这种微调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大家并不在意。而从华国锋手里拿过最高权力的邓某人等人，也去世多年了。但对于徐庆全这样以当代史研究为己任的人，就是很大的事了。有了这种微调，《炎黄春秋》就可以发表熊蕾的文章，《南方周末》也可以发表胡德平、叶选基的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的整体格局不要了。历史研究服从于、服务于执政党政治需要的游戏规则，仍然是不能突破。

作为民间的历史学家，就是要跟史官文化自觉地保持距离。我研究历史就认史实。我知道你有巩固权力的需要，但你的结论绝不是我研究的指南与准则。我研究历史的动机就是弄清史实的真相，我不想拿历史研究换取现实的好处。如果有了这样的自我定位，也不是不能做一些事情。

刚才我们去宋庄美术馆参加遇罗克塑像的剪彩仪式。这个塑像很不错。徐晓女士以民间身份出面筹款，得到栗宪庭的支持，找了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雕塑家，就把这事情给办成了。

宋庄美术馆是小堡村出钱盖的，规模很大，请独立美术评论家栗宪庭当馆长。栗宪庭是一个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人，他的美学取向与沙滩的中国美术馆绝对不是一回事。遇罗克的历史意义，他有深切的理解，他不是胡里胡涂地支持，是因为理解而支持。

现在好就好在，宋庄画家村跟圆明园画家村不一样了。圆明园就是一帮民间的画家聚在一起，和当地的经济联系不紧，官方说取缔就取缔了。现在宋庄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产业，成了亚洲最大的美术市场，这个市场给当地村、镇两级政府和农民带来了切实利益。如果这些画家被赶走了，宋庄和周围的农村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栗宪庭在，这一千多个画家在，这里就是创意产业的基地。

当地村民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一些前卫艺术家落差很大，对一些前卫艺术、行为艺术看不惯，这我可以理解。但有了画家扎堆，房地产价格涨了很多倍。有的农民要求作废原来的合同，把卖出去的院子收回来，最微妙的是当地政府的态度实际上站在画家这边。为什么？因为文化产业不是从这片土地里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而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漂流到这里来的。如果画家们呆不住了，其他的第三产业全部没戏。画家们愿意在这里扎堆，当地农民就增加了就业和致富的机会。由此可见，市民社会的发育，将成为民间文化的土壤。

张世和（网名：老虎庙）：也不能太乐观，因为艺术家不受束缚，现在却是农民在管治他们。比如行为艺术，农民不能忍受，当场就被抓走了，政府插手了。留法回来的学生睡在橱窗里抗议，宋庄的行为艺术家天天在抗议，农民受市政府的指使，要控制画家们，还要利用画家致富。行为艺术家要表演一些农民接受不了的东西，就搞不下去。实际上这背后还有利益。

王东成：人家宋庄的遇罗克雕像是立着的。胡耀邦当过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院长，中央团校的校长，毕业生给胡耀邦立个像，不能立在校园里，只能放在我们学校仓库里，这不是讽刺吗？共之党的总书记像只能被放在仓库里。

丁东：这些现象很有意思。

蒋兆勇：刚才王东成老师谈起西之藏问题。毳在民族识别上模仿苏联那套，给今天埋下祸根，毳对达DL赖、班之禅这方面的历史的确看了很多，但是问题出在西之藏的民主改革和其他藏之区不配套。3•14我不觉得是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在《南方周末》上做了一个对话，其实每年3月的时候都是有动静的，但是到现在我看到这些判决的和抓的人并没有很强的证据是藏之独给钱发动的。打砸的人主要不是拉之萨本地的，而是身上没有钱、看到面包眼睛会绿的那种人，就是那些人在起哄，越搞越大，这里面场景就很复杂了。

我把骚乱形成概括为几个特征，一个是悲情的制造；第二个是刺激性的声音，这最能够迷惑人的，比如砸玻璃；第三是点火，目标是刺激有暴力倾向的流氓群众的出现；第四攻击他们内心深处的罪恶象征。骚乱就这样形成了。3•14攻击目标都是汉人和回族人的小店，特别是青藏铁路通车以后，挤压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完全可定性为群体事件，定性不准而扩大边界，这些人都将会成为历史罪人。

这帮人不会去看历史也不会体会宗教，他们懂得最多的可能是一点物质主义，只会用物质的方法对待信仰。我现在对新之疆的描述是，已经扩大了边界。王震有很严厉的地方，但有民众意识，还能够积一点德。西之藏还没有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主要是文化的隔膜。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出现了，现在有些人的一些思维方法，基本上是文革那一套，现在的做法让危机越来越来加大，这是一个非常可怕愚蠢的做法。整个政治把一个民族作为一个防范对象，那就要出大问题。西之藏人是非常原子化的，国家概念不很清楚，你越这样弹压，就会真正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我觉得西方人看西之藏，老是套用现代的概念，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人权保护是应有高标准，但是全球化的冲击是全面的，很难找出不受影响的孤岛。